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1-07-12
(一)觉醒反抗的知识分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真战士。他既是一个在半封建社会中因受迫害而致精神失常的患者,又是一个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狂人”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耳闻目睹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罪恶,从“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标榜的“仁义道德”的假面具,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吃人和被吃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狂人”是因二十年以前要“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受到以赵贵翁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们的迫害而致狂的战士。他在被迫害发狂以后,反复思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经过观察现实、研究历史,认识了旧中国是吃人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并识破了吃人者的各种伎俩,勇敢地起来同他们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虽遭失败,仍不退缩,而是总结经验,同旧社会、旧家庭和旧我彻底决裂,最后找到了从“救救孩子”入手的新的革命途径,成为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战士。因而,从实质上来说,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在战斗中逐步成长的彻底反封建的“精神界战士”。它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战士思想性格成长的过程。作品揭示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种种吃人的“老谱”,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呼唤。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意识流程,展示出知识者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狂人发狂之始,感到“精神分外爽快”;而以前的三十多年则“全是发昏”。这样,他就把自己从过去的常规性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以迫害狂患者的视点来观察客观外界,从而有一种陌生感。路人那铁青的脸色,怪眼睛的目光,母亲打儿子时要咬几口的话语,狼子村吃人的传闻等,使他隐隐地感到不安,产生了人们是不是想吃自己的疑惧。在他冷静的观察和清醒的反思中,逐步觉察到他们是要吃人。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又从仁义道德中看到吃人的字眼。当他联想到自己也将被吃时,就产生出一种无比恐怖的意识。这种恐怖正是从麻木中清醒过来后的一种情感体验,也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境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逐步认清了食人者的手段:不敢直接杀了,怕有祸祟,而要逼他自戕。由此,也达到了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认识。对此,狂人并没有消极的顺应,而是力图改变这吃人的状态。于是,便去“劝转吃人的人”。但对大哥的劝告却换来疯子的恶名。从大哥的态度中,狂人进一步思索出妹子死掉的原因,并领悟到自己也许在无意中充当了吃人者的角色,也是这人肉宴席上的帮凶!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心情又是何等的悲愤沉痛:“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悲愤的呼声冲破了中华民族在自我认识上的蒙昧状态,使人们认清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本质。
狂人从吃人认识的确立,到自己也将被吃的预感,再到发现自己也是一个食人者,这是一个从对现实的发狂到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能力逐渐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安、疑惑、恐怖到绝望的情感体验过程,也是一个从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过程,终究还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
(二)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等,都是在狂人的呐喊声中最早觉醒的知识者。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抬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
但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涓生和子君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以强烈的批判意识重新估价现存的一切,发现和肯定人的价值,力图从过去的蒙昧状态中挣脱出来。他们谈论自由平等、婚姻自主,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反叛和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勇气。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时代的觉醒,更是民族的觉醒。
(三)彷徨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觉醒的自我意识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对立,必然带来情感体验上的巨大痛苦。鲁迅在小说中, 往往把主人公放在极其痛苦的境地,来审视其灵魂颤栗、痉挛的过程,从而创造出具有深刻历史感的心理真实。《头发的故事》中的N 先生那愤世嫉俗的话语中,压抑着多少悲愤的情愫;《在酒楼上》吕纬甫那平静的叙述中,又凝聚着多少难以言传的痛苦。他把自己的做法视作无聊,就说明他的认识还未从以前所达到的高度上退下来,内心还有所不安,是一种不甘于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孤独者魏连殳,要求平等自由,却被寒石山的村民看作异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房东的孩子,却被认为低声下气;要求获得独立的人格,得到的却是冷眼、流言和失业。在现实的沉重压力下,自我意向进行反思,他要寻求一种对现实的报复。他认为只有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等级观念,作为自己向社会报复的手段,才能成功。于是,他当上了师长的顾问,获得了尊敬,也失去了自我人格。这一转变伴随着痛苦的折磨,他在给申飞的信中,流露出无限的沉痛和悲哀,他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堕落、失败,无异于精神自戕、个性毁灭。他更加趋于内向,将本来的面目隐藏起来,而将玩世的态度示给人们。结果他胜利了,频繁的应酬取代了以前的孤独寂寞,众人的捧场慰藉着空虚的灵魂。如果他能心安理得于这捧场和颂扬的话,也许能保持心理的平静而免除痛苦,然而恰恰相反,他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真的失败”,失去了往日的理想,失去了个人的尊严和人格。那“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里,既包含着对人的尊严的呼唤,也裹藏着巨大的痛苦和悲愤。这一切是难以靠精确的定量分析所能测定的,只能从心理趋向上来体验揣摸这痛苦的巨大容量。
魏连殳徘徊于新旧势力之间。从行为方式上看魏连殳做军阀的顾问是向旧势力的妥协;但是,魏连殳的倒戈只是表面现象,在思想意识上他还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是失败了,还能感知到失败带来的痛苦。他那求自我实现而不得的痛苦,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无法解脱的悲愤,对于社会的失望,汇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这种情感效应使他在自暴自弃中寻求一种对社会的报复,在报复中求得发泄这种情绪的快意,因而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他在宾客应酬、打牌纵酒中求得一种自我麻醉,在对房东一家的耍戏中获得一种报复前仇的精神快慰。这是觉醒的个性意识在与社会争斗中败下阵来之后,经过自我调节达到与社会环境的一种表面的平衡和谐,谁也不理解的孤独和悲哀依然存在于心底,外在的放浪形骸掩饰不住内心的痛苦。他彻底绝望了,对理想、对社会,也对他自己。因而不能说他的行为是对社会的消极顺应,而是一种变态的反抗。他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而活下去”,在结算往昔仇隙的快意中发泄郁结在心头的悲愤,在游戏人生中嘲弄黑暗的社会和愚昧的庸众。
http://wenku.baidu.com/view/2331952458fb770bf78a557a.html
还有这一篇 http://blog.stnn.cc/sanersbook/Efp_Bl_1001274891.aspx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4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狂人日记》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参考资料:http://xkg2010.teacher.com.cn/UserLog/UserLogComment.aspx?UserlogID=59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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