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
面对仁宣遗留下来的严重糜烂的边防形势。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振、王骥等人甄选后起之将，其中于谦、范广、杨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战、机敏著名。这些后起之将，除了少数善终者，一部分战死于土木堡，另一部分为英宗复辟后所杀，土木之变致使明英宗被俘；
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随行出征而没有实战经验的文官武将战死；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明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众多权臣，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
土木堡之变前，因靖难集团后裔多不知军事实践者全以古法空谈推演，且有实践者如朱勇统军失律，延误战机，视野多集中于国界之内。而明英宗、张辅、朱冲火或、王骥、王振以能把视野投射到异域迷雾的底层边将及文臣代之；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以精文代庸武的进度放缓，大量统军失机的将领被重新启用，从土木堡之后海西女真对明朝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怠慢的姿态。明朝内部开始以边衅攻击对手，导致朝臣不敢言边事，此种情况亦被瓦剌间谍所利用攻击发现者和各边名将。
标志明英宗亲征以失败终结的土木之变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与宦官专权纠结缠纽，在明清时期相关历史书写中，为了适合宦官专权话语的建构，其诸多关键环节的真相被遮蔽、曲解。亲征决策环节，明清宦官话语以“劝成”甚至“逼胁”强调了王振的影响。
不论是“逼胁”抑或“劝成”，所体现的是文官集团的话语霸权以及专制君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需要。这是宦官话语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真相。连带对麓川之役的评论“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斗争的视角考量边疆问题。
对王骥主持的麓川之役的地缘得失利弊没有进行很好的总结，导致弘治年间腾冲移卫之争、万历云南六驿十三堡、明末清初八关九隘等事件上一直在重复问题。缺乏应有的边疆观和疆域主权意识。
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
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
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二、军事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这必然会引起相关的政策、制度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 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尽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达不到明朝顶峰时的状态。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军事制度上则是募兵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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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明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首领脱欢死，其子也先嗣位。瓦剌首领脱欢兼并太平、把秃孛罗等部，统一了瓦剌，立蒙古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了漠北诸部。也先继位后，实力进一步壮大，自称太师淮王。
经过脱懽及其子也先的经营，瓦剌势力强盛，时刻窥伺中原地区。也先不从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分别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承认和接纳，分别给予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不断扩张其势力，骚扰明朝北方边境。
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又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发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明廷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
但当时正值王振擅权，也先因而与王振结纳，王振对明朝边境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而也先则“每岁以良马等物资”贿赂和报答王振和郭敬。
正统十三年十二月（1449年），也先和诸蒙古首领遣使向明朝贡马，虚报人数以冒领明廷赏物。其中，属于脱脱不花汗的使臣号称有471名，实际上只有414名，也先使臣号称2257名，实际只有1358名，买卖回回号称有870名，只有752名，加起来实际使臣数量共计2524名，比号称的少了1074名。
司礼监王振核实使者人数后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将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
原来事前也先遣使向明朝入贡，重金贿赂翻译官员，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明朝翻译官员私下许诺，事后尚未奏报明廷。也先以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贡马作为聘礼。事后也先以明朝刁难贡使并撕毁婚约及随意克减岁赐为由，集结军队出兵大举进攻明朝边境。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土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