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布在中国古代称白叠布、白緤布或帛叠布，原产于中国的西域、滇南和海南等边远地区，秦汉时才逐渐内传到中原。宋代以后，中原地区方开始植棉，并参照丝麻纺织发展棉纺织技术。棉布分本色棉布和色织布（包括提花布）两大类，在各种型式的织机上织造。平纹组织的本色棉布，是中国棉织物的最初形式。如福建武夷山3200年前洞穴岩墓的船棺内出土的那块久经风化而变成青灰色的棉布就属平纹组织，经纬纱直径都在0.5毫米左右，经纬密度均为14根/厘米，拈向为S拈，拈度为经纱67拈/10厘米，纬纱53拈/10厘米。这种棉布估计为原始腰机所织。在江西贵溪墓曾发掘到2000余年前的这种原始腰机零件。秦汉以后带机架的腰机、斜织机等在中原已普及，通过贸易逐渐传到边疆，促进了当地的棉织技术发展。如1959年在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蓝白印花棉布、白布裤、手帕等棉织品残片，都是平纹组织，经密为18根/厘米，纬密为12根/厘米。1964年吐鲁番晋墓出土的布俑、连衣裤均为棉布缝制。可见，东汉前西域已将染色、印花技术应用于加工棉布。棉布幅阔的增大也是棉织技术发展的标志。
1966年浙江兰溪宋墓出土的一条本色棉毯，证明当时的织机和织造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这条棉毯长2.51米，阔1.15米，由纯棉纱织成。经纱为19.8公支，纬纱为21.3公支，绒纬粗于2.7公支，条干均匀，双面拉毛，细密厚实。
色织布古称斑布，是继平纹组织本色棉布后的发展。利用各种色纱经纬相间，织成不同形式的条子或格子棉布。黑白条纹相间的称“乌?”；黑白格子纹的称“文辱”；黑白格子纹中间再添织五彩色纱的称“城域”。1958年新疆于阗的屋于来克的南北朝遗址中出土一块商人装物用的搭连布，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成方格纹，经密为25根/厘米，纬密为12根/厘米。而当时海南岛黎族的棉布是“间以五彩”的。说明中国少数民族当时生产的色纱与本色纱相间织成条纹或格子纹的色织布极为普遍。为了增添色彩，还采用丝与棉纱交织的办法来生产提花织物。如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6世纪古墓中出土的几何纹锦，用本色棉纱和蓝色丝线交织几何纹提花布。可见，宋以前少数民族生产的棉布品棉繁多，有印花布、条子布、格子布，而且已采用提花技术。宋元之际，中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松江一带的“乌泥泾被”传遍大江南北各地。山东邹县元代墓出土的2件本色棉?袍，为至正十年（1350）之物，至今尚坚牢。棉布幅阔34厘米，是线经双纱纬的重平组织，经纬纱直径为0.2毫米左右，经线为SZ拈向，纬纱为S拈向，经纱55拈/10厘米，合股65拈/10厘米，纬纱22拈/10厘米，经密18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山西大同金代墓出土的棉布袜，是大定二十四年（1184）之物，其纱线和组织与山东上述出土的棉布施料相似。可见，宋元时期的棉布仍以本色平纹为主，幅阔1市尺左右，质量相当于今天的白细布。
明代是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最兴盛的时期。当时棉布已十分普及，中国衣着原料舍丝麻而取给于棉。历年出土的明代棉织物十分丰富，其品种、规格则与元代相仿。可见长期以来棉布生产仍是沿习在脚踏斜织机上以双手投梭织成，故布幅均约尺余，未有改变。明代棉布产量较多，除自足之外尚可出口。清代后期“松江大布”，“南京紫花布”等名噪一时，成为棉布中的精品。
鸦片战争以后洋布销入中国，虽曾受到中国手工棉织业的顽强抵制，但在外国人控制的低关税保护下，逐步由通商口岸深入内地，由城市深入农村，从而使中国手工棉织业完全趋于破灭边缘。但是土布厚实，适合中国农村的消费传统，手工棉织业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还存在一定的市场。
1889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建，有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是中国设立机制棉纺织厂之始。此后，中国自办的棉纺织厂在沿海各地相继出现，到1911年已有纱锭83万枚，布机2000余台，初步形成中国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各种低支棉纱，供国内市场织布之用。由于机器织布的生产效率比手工织布提高不多，利润不大。棉布在手工织机上织造较为有利，故新兴的棉纺织工厂纺锭发展快，布机增加较少。到1936年，全国华商棉纺织工厂的纱锭已扩展达290万枚，布机3万台。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战争等原因，中国棉纺织工业几经挫折，奄奄一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到1980年，棉纺织规模已达到1780万锭，布机50余万台，成为一个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关系的行业，而且细纱千锭时产量已达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