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财政，是实现国家各个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任务的重要工具。 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基点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形成与发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任务。
在财政经济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概括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和理财思想1954年,邓小平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阐明了国家财政必须建立在经常的、稳定的、可靠的基础上的观点；逐步增强财政后备力量的观点。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国家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要以农轻重为序,要改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管理体制,改进国家和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更多地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1956年9月周恩来提出在制订财政收入计划时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不能搞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的观点。
1957年陈云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文中提出用坚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的观点。这一系列论点和原则，成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指导思想。
1956年4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财政部的工作汇报时强调指出要成立研究机构和培养研究人员的问题。当年5月，财政部正式成立财政科学研究所稍后又制订了十二年财政科学研究工作计划纲要在国民经济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顺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纠正了比例失调,重新走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轨道的历史实践中,中国财政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财政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职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框架，即“本质、职能、作用、收入、支出、平衡和管理”，简称“收支平管”。
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创新与繁荣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断了十年的中国财政理论研究逐步展开。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路线，对于正确总结社会主义财政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左”的思想和错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会议决议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生产力，阐述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主要是：
①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②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把握本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
③关于改革是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的观点。
④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相互结合的观点。
⑤关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
⑥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始终坚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观点。
⑦关于40年来中国经济工作最重要的教训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科学总结，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各个领域的理论建设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79年中国财政学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财政理论研究工作的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繁荣发展的新局面。理论研究的深化、创新和繁荣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财政改革理论和方向的研究建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为从更高的理论层次探讨财政理论打下了基础，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同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的趋势。
②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上，从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研究,深入到财政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从现有的生产看,经济结构决定分配结构,但从发展变化看,分配结构及其调整,决定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财政是分配结构的基本调节器,从而成为调整经济结构的基本手段；在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相互关系方面,总量平衡应以经济结构平衡为基础；调整分配结构，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必须在国力范围内进行等观点。
③对于财政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主导地位的研究，由过去侧重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方面进行论证，提高到财政对三大基金即补偿基金、积累基金、消费基金的形成、分配和使用起着主导作用的分析，从而更深入地阐明了财政在分配领域和宏观调控上制约着所有的分配杠杆，并作用于微观，影响和调节微观经济。
④在财政研究的方法上，由过去以定性分析为主发展为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现代数学模型在财政科研和实际工作中有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使理论研究日益介入和渗透到决策领域，为财政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在综合财政理论、国债理论、财政投资信用理论、财政效果理论等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都充实了财政学的内容。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和财政学科体系建设。
中国财政学界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国家分配论”“货币关系体系论”“再生产资金运动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价值分配论”等多种学派。80年代以来，这些学派先后出版了各自的学术专著,以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设计了自己的财政学结构和体系，具有新的特点和进展。
主要表现为，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宏观分析方法与微观分析方法相结合。与此同时，财政学科体系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按研究对象分为：
①财政学（其中包括理论财政学、比较财政学、财政管理学）
②税收学
③固定资产投资学
④企业财务学
⑤财政政策学
⑥财政信用学
⑦综合财政学
⑧地方财政学（包括区域财政学、城市财政学、民族财政学、农村财政学）
⑨财政史和财政思想史，等等。
根据经济体制背景的不同，“财政”可以分为：计划经济财政和市场经济财政二种类型，“财政学”相应也可分为：“计划财政学”与“市场财政学”。
毋庸置疑，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将在不断地探索中取得新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争取革命的胜利。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当时革命战争所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并确立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和控制赤字、力争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成为社会主义财政的必要准备,并对中国财政理论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财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运用财政的分配、调节、监督等职能，在贫穷落后的基点上逐步建立、巩固和完善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和配合推进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国家面临的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财政一方面集中大量资金，兴建国营大中型企业，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根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不同性质，灵活地运用税收和投资政策，促进三大改造的完成。
在农村，通过运用税收减免和稳定税负政策，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资金上支持农业和手工业实现合作化，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则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采取不同税率的政策，和对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税收政策，顺利地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和平赎买过程。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国家财政不断深化改革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制；实行减税让利，鼓励技术进步，扩大企业、单位和地方自主权的政策；改革了税收体制，增强税收的调节作用；改进了资金管理方式，逐步完善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分配关系,并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价格工资、金融和计划等体制的改革。
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在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财政收支平衡与否基本上决定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状态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方针，能够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为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反之，财政发生赤字，表明财政支出形成的社会需求超过了国家集中的社会产品，必然引起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影响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在统收统支体制下，银行信贷收支一般会出现一定的逆差,因而信贷资金的收支平衡,主要由财政通过规定银行结益留成和由预算增拨信贷基金来保证。因此，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主要由财政调控。
1979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急剧增长和人民币收入的不断增加，使银行的存贷规模以大大高于财政收支规模的速度增长，加上银行可以利用派生存款进行贷款，使得调节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状态远比过去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表现为：即便财政收支是平衡的，银行如果通过信用膨胀对国民经济投入没有物质保证的货币购买力，也会造成国民收入超分配，使总需求超过总供给。
在财政有赤字的情况下，从财政角度来看，固然是一种国民收入超分配，但若银行能够相应地紧缩信贷投放规模，仍然可以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如若银行还是按照可动员的全部资金来源发放贷款，那么财政赤字就会直接转化为财政发行。
因而，财政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调控作用，必须通过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调节产业结构 财政对产业结构的安排和调整起着直接的调控作用。在统收统支体制下，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财政提供，因此，预算拨付的建设投资在各产业部门的分配比例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改革以后,地方部门和企业都有了一定的投资权和资金来源,国家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投资总规模的比重大大下降，财政调节产业结构的手段和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主要内容是:
①调整财政支出中的投资结构,主要用于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重点建设，以支持“瓶颈”产业发展；
②运用税收手段引导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方向，如开征建筑税,提高长线产品税率等；
③运用贴息手段,支持短线产品和高科技产业发展；
④通过“加速折旧”，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⑤通过建立各种周转金和运用财政性融资支持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支持老企业挖潜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⑥通过综合财政管理,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促进地方、部门、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投向等。
调节社会各类基金的比例 社会总产品分配为补偿基金、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是保证社会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宏观要求。财政作为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环节，对各类社会基金形成及基金比例关系起着极其重要的调控作用。主要表现为：
①制约企业财务分配。企业创造的总产品通过企业财务分配形成补偿基金、职工工资基金和企业纯收入，财政通过规定成本开支范围和固定资产折旧率，制约着企业补偿基金的形成。
②国家财政通过规定流转税税率所得税税率或利润缴款,以及规定企业的利润留存率、留用利润的使用范围和方向等，决定企业纯收入上缴国家的比例和企业在利润中可以留用的数量界限，并制约着企业留利的使用。
③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财政通过对价格工资、利息、劳务等再分配杠杆的综合统筹，通过支出、税收、补贴等手段来完成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经济过程，并形成社会各类基金的比例关系。
财政就是通过调节各类社会基金的形成、分配和使用，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等,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进行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以及社会安定团结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2136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693亿元，增长16.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5985亿元，同比增长16.9%；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151亿元，同比增长15.5%。本月中央财政收入增幅进一步回升，主要受经济逐步回暖、贸易形势好转、以及一次性收入缴库等特殊因素影响，扣除特殊因素后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约10%。 10月份主要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2449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中央增值税1716亿元，增长6.3%，主要受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收窄、以及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等因素综合影响；地方增值税733亿元，增长29.5%，主要受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全部属地方收入因素影响，其中实行营改增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值税175亿元，增加138亿元。 2.国内消费税741亿元，同比增长7.5%。 3.营业税1629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受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影响，交通运输业营业税下降7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税下降3.6%。 4.企业所得税3094亿元，同比增长19.5%，扣除一次性缴库收入等不可比因素后增长约14%，与企业利润增长逐步回升态势基本适应。 5.个人所得税452亿元，同比增长17.2%。 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209亿元，同比增长17.9%；关税222亿元，同比增长18.6%。增幅回升，主要受一般贸易进口增幅回升及上月末人行系统升级使部分收入延至本月初入库等因素影响。 7.出口退税684亿元，同比增长1.3%。 8.车辆购置税227亿元，同比增长28.9%。 9.其他地方税种情况：契税268亿元，同比增长36.6%；土地增值税229亿元，同比增长8.6%；城镇土地使用税191亿元，同比增长23.3%；耕地占用税109亿元，同比增长34.3%。 10.非税收入1244亿元，同比增长17.1%。扣除从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中央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5亿元特殊因素后，增长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