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10-13
鲁迅面对黑暗气质怎么办
论鲁迅对人类黑暗和人性黑暗的反抗，兼论甘地和托尔斯泰、耶稣和释迦牟尼、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顾准和张中晓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人格典范和精神资源 (
由于鲁迅的气质和思想被他的后人又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单一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鲁迅的不足。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的确是被他的环境伤害得太深。为了抵御外部世界的伤害，他只有焕发起强大的蔑视、仇恨和敌意。这些蔑视、仇恨、敌意对消灭外部黑暗毫无作用，却反过来伤害自己。为了避免再一次发生沿着鲁迅的脚步走到荒唐境地的悲剧，我们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像鲁迅那样被世界的黑暗伤害得如此之深？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捍卫我们的生命意志，拯救我们受难的灵魂？多少年来，我们把鲁迅看作中国知识分子惟一的人格楷模，惟一的标准，这本身是不是就体现了我们文化想象力和人格想象力的单一与狭窄？今天，我们在敬仰鲁迅、学习鲁迅的同时，是不是还可以寻找另一种或另几种方式来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比如，我们可以不可以像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可以不可以像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可以不可以像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那样？这些人的人生态度，这些人的学说，这些人面对黑暗的方式，是不是全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是不是全都可以成为我们人生选择中的选择项？这些人不是把自己放在与黑暗对等的地位上反抗黑暗，而是把自己置于黑暗之上。所以他们都没有像鲁迅那样被黑暗伤害得那么深。
人生当然是黑暗的，外部世界当然也是黑暗的。问题是你怎样对待这样的黑暗。释迦牟尼他们都能焕发起内在的心灵之光，用来照彻这个黑暗的世界。为什么中国人只能用黑暗反抗黑暗，而不能用强大的内心之光来照彻黑暗？为什么中国文化只能培育出鲁迅、庄子和全部想象力都局限于此岸世俗之中的孔子这样的文化英雄，而永远产生不了甘地和托尔斯泰、耶稣和释迦牟尼这样的敢于用一个人的光明照耀整个黑暗世界的宏大高远的人格形象？是不是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但没有被这个民族所选择，反倒被这个民族所扼杀（比如，在追求真理的思考上，我们就非常下流地扼杀了“杞人忧天”的故事中那个杞人的伟大思想的萌芽）？不管怎么说，这个民族无论就其集体人格而言，还是就其个体人格而言，都需要进行一场严酷的灵魂拷问。谁最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谁就应该最早进行这样的灵魂拷问。
就思想而言，一个人当然是越深刻越好。一个文化巨人绝对是一个看透世界的人，也就是看透世界的黑暗的人。鲁迅更多的是说中国如何如何黑暗，其实不只是中国黑暗，整个人类都是一个黑暗的存在。每一个精神强大的人，都是最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生活的黑暗的人。人类实际上就是这样黑暗，我们现在坐在教室上课的时候，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来理解人类，觉得人类是动物的灵长、世界的主宰。我们由此而以为人类是一种有教养、有理想、有正义、有理性的动物，以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安排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伟大的既定目标。可是只要外部环境稍有改变，我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和要求马上就会改变。甚至无需外部世界的变化，人类历史本身就从来没有支持过这种对于人类的美好构想。在有史可考的这么几千年的发展中，人类没有一条道理、一个信念是曾经有效地坚持到底了的。所有那些看样子是不证自明的、天经地义的原则，都曾经被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予以践踏过。比如，人类大致的遵守着这么一条规矩：这片土地长期以来归哪个群体使用，别人就尊重他们的使用权和所有权，而不可随意破坏之掠夺之。别人如果需要到这片土地上来办事，那得事先征得土地的主人的同意，近代以来甚至还要先办个护照之类。可是当西方人去美洲开拓时，一点也不想征得当地土著人的同意，而是理直气壮地侵占他们的家园。当美洲土著不欢迎他们的侵占时，他们就理直气壮地杀。印地安人就这样几乎被欧洲人杀光了。他们杀印地安人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他们进行文艺复兴运动、大力发展人道主义思想的过程。这真是太有讽刺意味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道主义精神走到顶峰的20世纪，那个非常有教养的德意志民族，却对犹太人进行了一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他们杀得那么庄严那么理所当然，这真是十足的荒唐。到目前为止，我还承认欧洲人是人类中最为优秀的种族。连他们也只能这样，别的种族（比如中国）也就更加不用多说了。这样黑暗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是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命运的，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的。不但解决不了生死、灵魂这样根本的问题，连社会政治层面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也无力解决好。从来没有一条道理曾经被人类彻底遵守过，从来没有一条原则可以维系人类达到彻底的友好、和平和幸福。这样说来，人类本身是黑暗而又荒谬的。满目所及，只是一片黑暗。 (
可是，我们如果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要求自己做一个高贵的人，那我们该如何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该如何面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黑暗’！我们是无辜地受这种黑暗的伤害，一直被伤害成一块又黑暗又冷硬的石头，还是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可能，能够努力保持住我们灵魂的高贵和精神的健全？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是在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几篇随笔后，或者按照鲁迅的叫法称之为杂文。索尔仁尼琴是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迫害。可是索尔仁尼琴的文体却那么明白晓畅。他说，我们反抗专制就应该从不说假话做起。专制者的欺骗效果是靠大家跟着他们说假话而实现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拒绝跟着他们说假话，他们的欺骗就难以维持下去。我们只要努力捍卫我们沉默的权利，我们也就一定程度地体现了我们的良知和尊严。那些文章的大意就是这样，它们的风格也就是这样。这简直就是浅入浅出。这么简单的话就把这么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讲清楚了，而且将作者跟这种专制与黑暗势不两立的坚强意志和反抗到底的伟大人格完整地表现在了这么浅易的文字之中。我马上就想到了鲁迅的文章，想到了鲁迅风格的晦涩、阴暗与扭曲。我深深地为中国人感到委屈和自卑。我的反应实在是太强烈了。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可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也只能写出那么曲里拐弯、含含糊糊的话，叫现在的中学老师和中学生怎么讲也讲不清楚。索尔仁尼琴和鲁迅为什么这么不一样？除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的区别之外，我想同时也还体现了个人心理特征的不同。鲁迅把这个世界对他的伤害全都刻进了心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于他的伤害都是成功的。有一个美国游客在杭州见到一棵松树盆景，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他说一棵好端端的树干吗要给扭曲成这样。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是不是可能拒绝世界对我们的伤害与扭曲？不能因为外部世界一片黑暗，就让我们内心也变得一片黑暗。无论外部世界黑暗到什么程度，无论这种黑暗企图怎样扼杀我们吞噬我们，我们都必须保持我们内在的光明。我们内心必须永远坚守住这种与黑暗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的责任不只是抵制黑暗，而是要用我们内心的光明来照耀这个世界的黑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每一个高贵的人都是这样的上帝。也就是说，每一个高贵的人都是要用自己的灵魂为这个世界创造光明的，而且一般都是在一种宏放平和的心态中创造光明的。索尔仁尼琴的心态就是这样引起了我深长的思考。后来知道了东欧的哈维尔，觉得他们很相似，都是既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又有足够的勇力与耐心来改造社会、克服黑暗的人。
在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之外，还有许多别的类型的人格典范，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比如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他们的不以恶抗恶思想、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都是最深刻地体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的思想。再比如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他们以那么高贵的悲悯心为人类寻找精神出路，并用自己不懈的努力拯救人类的灵魂。平时我们一提起这些人，就把他们当做异类，一句话就否定掉了。其实这正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狭窄和卑微。我们无法读懂他们的辉煌与高贵，甚至根本不想去认真读他们，老是用几句愚蠢之极的话，把他们打发到我们的视野之外和思维之外。我认为，在经过了几百年的虚妄和愚蠢之后，现在该是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伟大的名字的时候了。这些人确确实实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曾出现过的最最真实、最最沉勇、最最高贵、最最慈悲、最最伟大的人。他们那么深切地理解了人类的黑暗和人性的黑暗，那么真诚地为人类的命运和出路焦灼痛苦。从整体上说，苦难而又黑暗的人类是无辜的。人类没有选择生命，就像我们每个个人从来没有主动选择生命一样。是造化无端地赋予了他们（也就是我们）以生命。造化在赋予他们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生老病死的磨难。他们从此深陷于永恒的恐惧和挣扎之中。整个人类都是需要我们悲悯和抚慰的。于是那些真正杰出的人，以自己最艰辛的精神劳动，把这个宇宙之间仅有的那么一点好东西、和人类灵魂之中仅有的那么一点好东西，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以自己单薄的身子，去担当整个世界的黑暗和整个人类的苦难。他们几乎是无所犹豫地要把人类拯救出苦难的深渊。他们也知道这是过分艰难的工作，可他们一旦认清了，他们就敢于一步一步地去做，一点也不因为艰难而退缩。他们是真正知行合一的人，所以他们总是能够用伟大的理想和伟大的使命来整合自己的内心世界，来组织自己的精神力量。他们用高于黑暗的心态使黑暗无法加给自己以致命的伤害。所以他们能够保持精神的健全和人格的完整。他们能用这样完整的人格和健全的精神来担当人类的患难，抚慰人类的灵魂创伤，也许这才是人类在永恒的黑暗中所能看到的仅有的辉光。
这些伟大的人物既体现了个体人格的伟大，也体现了种族文化和种族精神的伟大。为什么他们的种族可以产生这些博大高远的人格精神，为什么这些博大高远的人格精神，在他们的种族之中可以产生那么大的号召力，而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就永远感领不到他们的强烈光辉，反而总是把他们看作虚假、虚伪、虚妄的存在？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诞生过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在春秋战国之交，为什么只能诞生张仪、韩非这样的人，以及一大批一大批流氓无赖，最多也就只有庄子和孔子这样的人？释迦牟尼的宗教传人中国已经一千多年了，为什么没有产生过一个能给这个民族带来精神曙光的救苦救难的宗教领袖？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人，还是这个民族拒绝看见？近代以来，在如此强烈的文化焦虑中，应该是最为热烈地寻找精神出路的时候，可我们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个鲁迅，而不能诞生更多的文化英雄？我是如此急切地渴望着找到一丝价值的曙光，以帮助我及时地摆脱黑暗的重压。也许这就是一个人在灭亡之前对灵魂得救的最后一次祷告。
四、论顾准和张中晓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兼论爱与光明不是我们对世界的反映，而是我们内心的体验与需要 (
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废墟上，让我们迈开大步，努力寻找价值的珍珠。在这个民族的灵魂黑暗中，让我们上下求索，努力发现一丝一毫得救的希望。
我觉得，在本世纪下半期最浓重的黑暗中，引人注目的亮色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顾准，一个是张中晓。他们所担当的黑暗，很难说比鲁迅的少一些。鲁迅没有进过集中营，没有失去过自由，没有挨过斗挨过打。顾准和张中晓所处的时代，是随时都可以逮捕人。随时都可以将人拉出去一枪崩掉的时代。正如林贤治所说，项准是因受难而思想，张中晓是因思想而受难。他们大约互不认识，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很一致的。面对亘古未见的黑暗，他们没有被压垮，没有被吞噬，而是沉着坚勇地寻找黑暗的原因，同时寻找着消除黑暗的方法。从他们留下的文字看，他们基本上没有那种丧心病狂、咬牙切齿的心理特征。今天看来，他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都对统治人类思想一百多年的以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的历史规律说为代表的观念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因为近代以来的东方专制主义者都是以这种观念体系为理论基础的。他们的思考都涉及到了以人类的苦难经验、以人的生命价值、以人格的平等与尊严为出发点的问题。刚从集中营出来，处境稍好一点，顾准就带着几个干馒头，坐进北京图书馆，在那里皓首穷经，研究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通过研究外国民主制度产生的条件和运行机制，努力寻找着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都趴在绝顶的黑暗中、跪在专制统治者的脚下瑟瑟发抖的时候，在所有读书人都放弃读书所有思想家都放弃思想所有写作者都放弃写作的时候，顾准这个官员出身的人，却勇敢地开始读书开始思想开始写作，而且以那么从容的心态来开始作那么浩大复杂的研究。当他坐进北京图书馆的时候，他是以他对黑暗决不妥协、对世界决不放弃的自尊和爱心，担当起了整个世界的黑暗。这真是一种伟大的坚强。
张中晓是1955年因为“胡风反党集团案”而被打倒的。当时他才25岁。这真是一个天才的少年。朋友们都对他寄予厚望。可是命运却剥夺了他从事文学研究和写作的权利。他被押送到乡下监督改造。他在乡下过的是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他曾经将一件破背心改作短裤，后来又将这条短裤改作毛巾用。他常常一大早起床，坐上两三小时船，到县城的阅报栏读上一张报纸，然后又坐上两三小时船回来。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他常常感到“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他依然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和思考，依然保持了健全的理性和完整的人格来承受外部世界对他的巨大压力和凌辱。张中晓在极度困难中所写下的那些随笔，前几年被人整理出版了，叫做《无梦楼随笔》。文革时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我认为最出色的就是顾准的文字和张中晓的文字。 (
《无梦楼随笔》这个书名本身就表明他在漫长的磨难中，已经从乌托邦之梦中觉醒过来。他的觉醒的开端就是对达尔文、黑格尔以来所谓历史进化、历史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目的论的质疑。按照黑格尔他们的想法推演下去，人难免成为历史目的的牺牲品。这样，也就等于取消了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将进化论民伸到人文学科来，而不用人道主义关怀与之相对抗，那就未免太残酷了。张中晓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极其血污的时代。苏联为了按照历史目的论的引导进人共产主义，不惜屠杀了两千万人民，包括饿死的人那就更多。中国由于同样的荒唐，曾经饿死了大约四千万人。所有这些尸骨都是献给某个虚妄图的的祭品。张中晓的时代正是一个继续以人类的尸骨和尊严为代价，向着一个既定的历史目的高歌猛进的时代。张中晓面对个一个如此强大的存在，能够凭自己的独立思考对时代的虚妄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这是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我今天不想从思想上来讲他。我想从他的精神人格这方面来说他。因为我最近重读张中晓时，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面所达到的坚强和高贵。
《无梦楼随笔》中有一条写道：“过去认为只有眶毗必报和换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只要不被作为邪恶的利用和牺牲。耶稣并不是完全错。”耶稣承受了人类所加于他的一切迫害和侮辱，却甘愿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人类的得救。张中晓在这里看见了耶稣的光辉，看见了耶稣的宽恕和悲们。而且，张中晓是在什么样的境遇中看见耶稣的光辉的呢？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这样的话呢？下面的文字也许更加惊心动魄。“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月，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宵，寒衣卖尽，早餐阙如之时也。”一个人被外部世界的黑暗摧残到了这一步，可他还在念叨着宽恕和悲悯，你想这是怎样了不起的一个张中晓。我不敢说张中晓已经达到了耶稣那样的高度，但至少在他写下这几句话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张中晓就是耶稣，他就是在像耶稣一样承受苦难、担当苦难，像耶稣一样宽恕在人性的黑暗中互相残害的人类，像耶稣一样悲们在黑暗人性中苦苦挣扎的人类。
在那个只讲阶级斗争的残酷时代，张中晓却说：“在哲学家的心灵中保持人类理智的清醒，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保存人类感情（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一个受到非人的迫害的人，怎样才能从容而又明敏地体验人类的温暖和欢乐呢？这需要一个根本的保证，那就是无条件地爱这个世界。一我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地与我为敌，怎样残酷地伤害我，但我是爱这个世界的。我因为爱这个世界而能感觉到人类的心灵深处还是有那么一点温暖和欢乐。人类总得以某种方式体会到做人的欢乐与希望，否则整个人类生活就太让人不可承受了。张中晓还说，做文化工作的人，他用的词是“思想工作者”，这是文革中流行的词语，实际上他要说的就是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的能力“并不仅是虚构一个空中楼阁，而在于使地上的世界浸透着你的内心的光明，用你的智慧的心和精巧的手，塑出一个生命的世界，或现实的交响乐”。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要求这个世界具有多少光明，而在于要让这个黑暗的世界浸透着我们内在的光明。我们的责任不在于谴责外部世界的黑暗，而在于用我们内在的光辉照耀这种黑暗。这个世界本来也许没有生命的光辉，可是我们要用我们灵魂的劳动创造出光辉的生命。张中晓说：“合宜的行为和准确的语言是有修养和教养的表现。”所谓“合宜”，也就是不能仅仅是丧心病狂和咬牙切齿。所谓有“修养”和“教养”，也就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内在的高贵。别人的下流是我们一时难于改变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让自己堕落得跟别人一样下流，而必须保持我们自身的教养和修养。他还说：“不能原谅自己，但是要原谅别人。”读到张中晓的这句话，我简直感到惊讶。一个困厄到顶的人，怎么竟然还可以保持这样的从容与豁达。 (
张中晓的这种东西，跟痛打落水狗的心理状态是有所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启示：面对外部世界的黑暗下流，我们除了像鲁迅那样，用痛打落水狗式的坚韧与冷硬予以批判和斗争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供我们选择？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用一种决不放弃内在的从容与宽恕的方式，来抵御黑暗的伤害、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中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觉得，顾准和张中晓的精神状况告诉我们，这另一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应该慢慢地去学习这种东西，尝试着去实践这种可能性。在切实的人格践履中寻找文化的出路和精神的出路。 (
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光明并不是黑暗的反义词，而是比黑暗高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正如爱并不是恨的反义词，爱比恨要高一个层面一样。光明与爱是我们无条件地信守的东西。我们爱这个世界，并不是以这个世界爱我们为条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这个世界恨我到底，如果所有的人都像疯狗一样扑上来咬我，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还要不要爱？爱是我们对于内心光明的体验，是我们内心的精神需要，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态度。爱不是反映，爱是内心的需要。它比恨高一个层面。光明也是我们作为一个高贵的人的内在的需要。我们既然要求自己做一个高贵的人，既然认为自己是一个高贵的人，我们怎么能够放弃我们内在的光明呢？怎么能够让外部的黑暗把我们的光明吞噬掉呢？我们要居于黑暗之上，要用我们内在的光明去照耀世界的黑暗，照耀人性的黑暗。这就是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的精神，也就是每一个高贵的人所应具有的精神。
虽然至今为止，我依然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存在，可我同时也认为，中国人如果至今只有这么一个人格典范，这么一种精神资源、这么一种精神模式，那肯定是不够的。从个体人格整体而言，我不认为顾准和张中晓已经超越了鲁迅，但他们在某一方面确实对鲁迅有所发展。我们应该意识到民族精神中这些新的因素，应该从这些新的因素中汲取面对黑暗的力量和抵御黑暗的信心。在鲁迅之外，在顾准和张中晓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伟大人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构成一种独特的人格典范和模式，鼓舞着我们去面对无穷无尽的黑暗。当我们想起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想起甘地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想起耶稣和释迦牟尼那样的人，我们可能会像想起鲁迅一样砰然心动。我们作为一个软弱无力的生命，只有将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一切伟大的生命和人格作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才可能活得有力一点，才不至于沦为孤独无依的无赖。作为一个精神上如此贫弱的民族，只有把人类所曾产生过的一切文化财富都纳人自己的心灵之中，才可能获得广阔一点的精神空间，才可能着手去寻找精神出路。否则，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族，都只能在永恒的黑暗与下流中无望地挣扎和堕落。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