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至1962年，我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史上最艰难的三年——“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初中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挑战。考入长垣四中后，由于粮食匮乏，我不得不带着面去换取饭票。进入困难时期，学校不得不削减班级，我险些因名额缩减而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春节过后，我试图找同学询问复学事宜，却遭遇了重重阻碍。
幸运的是，我转学到长垣八中，尽管生活更加艰苦，口粮稀少，我们全家依靠野外的野菜、老叶和树头菜度日。母亲河的野菜成为了我们度过难关的救星。父亲辛勤工作，看场和编织成为家中重要的经济来源，以补贴家用。尽管家里经常因子女上学而粮食短缺，但全家人的团结和坚韧让我们共同面对困难。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全家人共同分担，我妹妹们帮助我补习功课，而我与她们一起采摘榆钱、柳絮和槐花，以维持生计。那段时间，我们不仅学会了生存的智慧，更培养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1962年，我返回长垣四中补习，妹妹们帮我推磨，但营养不良和过度学习使我患上了神经衰弱症。班主任赵廷乾老师建议我休学养病，而我在1963年复学，考入滑县一中。在“三年困难”期间，母亲默默付出，为我和妹妹缝制衣物，她的辛劳见证了家庭的力量。
长垣县在这场灾难中尤其受创，1960至1961年，盐碱地、灾害性气候（大豆产量锐减至40斤）、蝗灾和水利化失误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61年产量仅为1956年的三分之一。饥荒背后，既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失误，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共产风和决策失误。
尽管如此，长垣人民在困难中看到了集体主义的优势，他们相信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集体化的优越性，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着坚定的信心。虽然“大跃进”带来了问题，但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让人们明白中央号召的重要性。历史的复杂性不容忽视，但客观评价这段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长垣县的历史深受水患和战争影响，但中共领导的果断应对和灾后重建，让人民看到了政府的力量。面对困难，我们看到了人民对体制的信任和对未来的期待。对于“大跃进”的反思，我们既要看到其错误，也要承认其中的进步，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