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丸信在“隐退”了5 周以后，只是就此事“带来的麻烦”向国民轻描淡写地略表歉意，便重新在政界露面。这不仅激怒了广大日本国民，连自民党内的许多人也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他们便互相串联，纷纷发难，从而使得自民党的后院也“狼烟四起”。
从此案东窗事发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自民党，到这个份上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1992年10 月8 日，宫泽派和渡边派的7 名资格不老的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旨在恢复对自民党的信任的组织，并要求金丸信在预定于10月底召集的临时国会会议以前“按照惯例了结此案”，即要求金丸信退出自民党。此外，在宫泽派和渡边派联合举行的会议上，两派的头面人物还要求金丸信辞去国会议员以谢国人。此后，党内对金丸信本人及其亲信——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不断加强攻击“火力”。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前首相竹下登却始终不表态，而竹下派的“七大金刚”的原有裂痕日益加深，桥本龙太郎等人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谋求以“集体领导体制”来取代独断专行的“金丸——小泽”体制。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竹下派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按其任期长短，分别碰头协商。在分析了日本列岛的强烈反应后，大家一致认识到这是自民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局势比洛克希德案件和里库路特案件揭露时还要险恶，如今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应倾全力来恢复竹下派的威望。但是，在如何行动上竹下派的立场并不一致。竹下派中的“少壮派”主张通过严肃处理金丸信来取信于民，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则企图通过袒护金丸信，使其主子逍遥法外，来蒙混过关。
除了竹下派以外，自民党的其他派系头面人物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在各派秘书长的联席会议上，对金丸信的赞誉之词竟充斥耳际。似乎只要表示出对政治改革的决心，金丸信丑闻案便可从轻发落了。然而，日本国民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只有从严查处这起丑闻，才更能表明自民党的政治改革决心。
自民党及其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对查处金丸信丑闻态度冷漠而热衷于党内的权力斗争，使得自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都觉得太过分了。曾连续17 次当选国会议员、历任内阁各主要职务的前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太，就在一次有内阁要员和竹下派首领出席的座谈会上公开警告道：有派无党，有派无国，有派无民。其他许多原先的铁杆保守派人士，这次也明显感觉到了危机，并向金丸信猛烈攻讦。
与自民党连拖带顶的策略相反，各在野党却抓住这一机会穷追猛打。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要求严惩金丸信。他们又是上街宣传，又是搞民意测验，还分别向地方议会提出建议。各党还相继成立了“政治改革行动委员会”、“佐川丑闻特别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公明党书记长还要求在传讯金丸信的同时，传讯前首相竹下登，因为金丸信通过东京佐川快运公司原社长渡边广康与黑社会的接触，正是为了竹下登能顺利入主首相府。在小泽一郎看来，这笔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竹下登。正因为如此，小泽强烈要求竹下登与金丸信联手，共度时艰。因为金丸信倒了，接下来便是竹下登。
竹下登一直认为，他出来讲话的时机还未到，在这个风头上他没有必要为金丸信分担什么，况且他早已不满于竹下派内事实上的“金丸——小泽体制”。在他拒绝出头露面之后，竹下派内的反小泽势力便加紧了活动，他们明确提出了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将桥本龙太郎和前干事长小渊惠三增设为该派的副会长，以此牵制日益坐大的小泽一郎。作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宫泽喜一，此时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是金丸信一手将他扶上首相宝座的，他今后仍离不开作为党内主流派的竹下派的鼎力支持。对这次丑闻案，他的表态是：对金丸信的辞职极为遗憾，但将极为认真地对待此事。
在党内外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金丸信于1992 年10 月14 日下午正式宣布，他为承担“东京佐川快运公司非法政治捐款”的责任，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这样，金丸信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宣告彻底结束。 金丸信被捕遭起诉后，他立即通过律师向司法当局申请保释。23 天后，东京地方法院于3 月29 日傍晚批准了金丸信要求保释的申请，金丸信为此缴纳了3 亿日元的保释金。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金丸信保释申请的理由是，金丸信患有糖尿病。1996年1月日本法庭停止对金丸信案件的审理，3月8日金丸信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