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678——740年 ），韶州曲江人。祖籍河北范阳，曾祖父君政任韶州别驾，遂家居曲江。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张九龄的远祖家在中原，祖上在“晋惠帝时官至司空，是有名望的大臣。后因赵王司马伦谋废贾后，张不从，遂遭杀害。这样的一位远祖，对张九龄来说，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他的近祖定居广东后，却都是职低位微的官吏，其父张弘愈只不过是新州索虏丞而已。
张九龄自幼聪颖，“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于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从这段文字记载则可知张九龄年幼时，是个勤奋好学、才思敏捷、胸有大志聪明的少年。
青年时期的张九龄怀抱大志，他由曲江赴广州应试，路经英德，作《浈阳峡》一诗，抒写情怀：
舟行傍越芩，窃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
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
这里写出了浈阳峡深幽险峻、景象万千的美景，更是触景生情，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发问：“这样好的美景，却处在这边远之区，谁来赏识呢？老天爷呀老天爷，您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这完全是以美景“自况”，是夫子自道了。对自已充满自信，渴望能施展自已的才干，建功立业，这是青年张九龄的真实心理写照！
他在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举进士。中宗景龙元年（707年），29岁的张九龄中材堪经邦科，从此进入仕途。
张九龄确实是“材堪经邦”，卓有建树。开元四年，他主持开凿了大庾岭新路工程，为开发岭南，繁荣长江中下游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他历秘书省校书朗、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等京官后，出任洪州都督，后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回京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
他在政治上，更是以刚直著称。任左拾遗期间，他上书宰相姚崇，直言规劝其用人必须慎重，决不能让谄媚逢迎之徒得逞。指出：“自君侯职相国之居，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客，面结笑言，谈生羽翼，万事至广，千变难知。”可谓是义正词严，切中时弊。
唐玄宗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张九龄极力反对，因此多次得罪玄宗。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九龄更是明察秋毫，他在上《请诛安禄山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女嫔。守 所奏非虚，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历史的发展，不幸被九龄所言中。“安史之乱”成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才后悔莫及，“每思曲江则泣下”，还以张九龄作为择相的标准：“风度得九龄否？”
后来，人们将九龄的高风亮节，概括为“曲江风度”。韶关的“风度路”，便是后人深情怀念张九龄的见证。“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历史的结论。
开元二十一年（733），56岁的张九龄升任中书令，担负宰相的重任。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开头二十多年里，他任了一批贤能的人作宰相，自已又能虚心采纳大臣们的意见，君臣励精求治，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使国家富足强盛，百姓生活安定，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世。
唐玄宗所重用的奸臣当中，最坏的要数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这三个人。
唐朝的宰相可以同时由四五个甚至七八个人来担任。玄宗想让李林甫作宰相，他把这想法告诉老宰相张九龄。张九龄是个耿直的人，他看出李林甫为人不正派，就对玄宗说：“宰相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您让李林甫这样的人作宰相，只怕以后会要给国家带来祸害！”李林甫知道了这事，对张九龄怀恨在心，想要找机会报复。只是因为张九龄很有学问，玄宗十分倚重他，加上他的资历深，威望较高，李林甫一时没敢下手。
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告，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年七三五年）任命李林甫作了宰相。李林甫一旦大权在握，就天天盘算着怎样在唐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动摇玄宗对张九龄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把张九龄从朝廷中排挤出去。
严挺之是个能干正直的人，张九龄想举荐他作宰相，为了防止李林甫出来阻拦，张九龄对严挺之说：“李林甫正得到皇上的恩宠，你应该去拜访他一次，让他面子上过得去。”严挺之讨厌李林甫的为人，他不想去。不料，这事传到了李林甫耳朵里，他对严挺之更恨了。后来有位地方官犯了点错误，要被解到京城来审判。 严挺之认为这样做过头了，就设法营救他。李林甫听说之后，便在玄宗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大堆严挺之和张九龄的坏话。玄宗一生气，贬了严挺之的官，削了张九龄的权，只给张九龄保留个右丞相的名义；同时，提升李林甫顶替张九龄的职位。朝中的大臣们见玄宗偏听信李林甫的谗言，害怕遭到李林甫的暗算，没人敢在皇帝面前进谏了。
《全唐诗话》亦有记述，李林甫“屡陈九龄颇怀诽谤。当时，张九龄深知自已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无权贵集团作依托，他斗不过那些心怀叵测、惯例权术的小人，他在《咏燕》一诗中用“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道出了他的内心世界。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中提出：”张九龄为人正直，‘每见帝，极言得失’，该不至于要向李林甫乞怜。李林甫为了独揽朝政，一方面排拆异已，一方面培植亲信。他向玄宗推荐节度使（唐代边镇的军事长官）牛仙客当宰相。张九龄认为牛仙客是个武将，连字都不认得，没有政治才能，不能作宰相。李林甫听后，恨透了张九龄，想进一步陷害他。昏庸的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正确意见，还是让牛仙客当了宰相。这时候，恰好有个叫周子谅的监察官，也说牛仙客不是宰相材料，不配作宰相。玄宗听了非常生气，先叫人在朝堂上把周子谅打了一顿，然后流放外地。李林甫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对玄宗说：“您不知道吗？周子谅这个狂妄的家伙，是张九龄推荐的，他们俩尽跟您作对，是一鼻孔出气啊！”玄宗一听更是火上浇油，下令把张九龄贬出京城，到地方上去担任一个副职。
张九龄在朝廷任宰相只有短短的3年。因朝廷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遭李林甫等人谗毁，使张九龄于开元四年辞官回归故里。这时他常与知已，曲江县尉王履震交往深切。他回顾自已的仕途历程，在《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一诗中，他以历史上的失意文人自况，表达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既有一种无法再施展抱负的失落感，又有“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的自解，这是他在心理上的另一种补偿。
张九龄因为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开元二十八（740）年他病死在外地，享年63岁。
张九龄是个勤政爱民、高风亮节、直言不韦的为人，深受后人尊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人们赞颂这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时，很自然也会联想到被誉为“开元贤相”的张九龄。这首诗是诗人对张九龄的人生轨迹的写真。
长期以来，广东的客家人，通过个人奋斗，能达到张九龄那样高的地位者，乃是凤毛麟角，不可多见。黄佐《邵渴传》中说：“九岭以南，当开元盛世时，以诗文名者，曲江公张九龄一人而已”。 从文中可说明张九龄在历史上的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