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5-04
潮州市博物馆二楼展厅的“馆藏明清瓷器展”中一件“清代红釉观音瓶”展品特别引人注目，以其红宝石般的呈色和俊秀挺拔的造型令观众流连忘返。
观音瓶是清代康熙年间创烧及流行的式样。
这件观音瓶高40.3、口径10、底径11.5厘米，尊口微撇，短颈，肩下渐收，胫部外撇，圈足无款。内壁施白釉，白釉微泛苹果绿色，外壁施高温铜红釉，二层台阶底足内施白釉，微泛黄并开有细小纹片，俗称米汤底。
很显然，这件形体端庄秀美，色调鲜红明亮并具玻璃光泽，灿烂夺目的观音尊是典型的郎窑器，它是江西巡抚郎廷极署理景德镇窑务（康熙四十五年——五十一年）时仿明宣德宝石红釉而创烧的红釉器。
“郎窑红”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经1300℃以上的高温还原焰焙烧而成。由于铜分子在高温下很活跃，温度稍低几度呈黑色，稍高几度则铜红飞逸，造成所谓“飞红”现象，这对烧造过程中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标要求很高，烧成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在当时就很名贵，民谚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
根据考古发掘与传世实物对照，这种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红釉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长沙窑，元代的景德镇窑成功烧制出红釉器物至明代的永乐“鲜红釉”宣德“宝石红釉”是红釉鼎盛时期。明中叶以后红釉及釉里红的烧制几近停止。
康熙时“豇豆红”、“霁红”、“郎窑红”三种高温铜红单色釉及釉下新品种“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的烧制成功，标志着高温颜色釉瓷无论在品类，数量，质量还是工艺制作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故宫博物馆院有一件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瓶底镌刻乾隆皇帝的御制诗。
“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灸工。
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
插花应使花羞色，比尽翻嗤画足空。
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祜德尤崇”。
欣赏 “千窑一宝”之称的郎窑红瓶，乾隆皇帝感叹插在花瓶里的鲜花也比不了红胜朱砂，色超西方红宝石的郎窑红的艳丽。即使翻尽宫廷珍藏的历代名画，也找不到能与郎窑红比美的色彩。因此，乾隆皇帝认为“郎窑红”是祖父康熙皇帝继宣德“宝石红”的又一创举。
欣赏着这件郎窑红器，我们更为景德镇的能工巧匠所折服。
三朝仿古，康朝为先。
观音瓶（尊）基本造型源自宋代梅瓶，吸取梅瓶流线型的造型，改梅瓶之小口为微撇之尊口，并于胫部外撇，外型似俊秀挺拔的少女故有“观音尊”之雅称。
面对着高温铜红的成功之作，我们由衷地赞美这些制瓷大师对化学元素的调控真是达到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境界。
细观这件观音尊，由于铜红釉在高温下流淌，导致尊口釉薄透明见胎，并在口沿内外闪淡雅的苹果绿，渐下渐红，至近肩处红色鲜艳夺目，“晕如雨后霁霞红”。肩下红釉灿烂“西方宝石致难同”。至底足处另是一番气象，釉层凝厚鲜润而不垂流。
这种“脱口垂足郎不流”的特点与宣德红釉的“灯草边”各具特色，是一种典型认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作。
正是因致这种烧制过程无法克服的缺憾，造成了另类变化之美。
尊口垂流露白见淡淡苹果绿渐下渐红至肩这部分，与肩下浓艳之红形成一种色差美，竟如同北方皑皑白雪中，南方绿野丛中披着红衣的少女一样，那样妩媚，那样顾盼多情，那样闪着浓烈的青春气息。
红釉釉质之美，是一种神韵，一种风采。它像诗人毛泽东笔下“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的红梅。它带给人们淡远深沉的思念，如同周恩来总理生前喜爱的唐人王维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支，愿君多■颉，此物最相思”，是一种内在气质之美。
陶瓷之美在于釉色之美，釉色之美在于人的智慧之美。
我们由衷地赞美郎窑红之美，赞美先人在几百年的传承过程中的努力，让我们有幸一睹郎窑红观音瓶的芳容，获得美的教育与智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