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18
在武夷山九典溪畔隐屏峰下，朱熹在此创建了武夷精舍，作为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之所。朱熹在武夷精舍生活了五年，他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栽培了大量士学才子。同时，他的理学思想终成完整体系，并传播开来，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
淳熙九年（1182）冬，朱熹回到崇安五夫后，王淮还不愿就此放过朱熹，他指使吏部尚书郑丙上了一道奏折，诋毁程学，要求禁止“道学”。这种挟嫌报复的做法，后来愈演愈烈，到宁宗朝终于发生“庆元党禁”极端事件，在政治层面以“道学”为罪打击异己、迫害士人。
淳熙十年（1183年）正月，朝廷同意朱熹请祠，差监台州崇道观。仕途上失意的朱熹，决定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下定居，放下“为民请命，直道而行”的信条，潜心著书立说。
武夷山以山貌雄伟而闻名，自秦汉以来就是儒、释、道三教名山，留下众多宫观、寺院和儒家倡道讲学场所。淳熙五年（1178年）秋，朱熹与妹夫刘彦集等共游武夷山，被旋绕环折的九曲溪和云气流动的隐屏峰所吸引，萌发了“眷焉此家山”的念想。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武夷精舍落成。朱熹约请了建宁知府韩元吉等一批好友前来庆贺，自己也按捺不住高兴，写下了《武夷精舍杂咏》12首诗，此后朱熹以“山中客”自称。
根据《武夷精舍杂咏》所记，其布局大致为：隐屏峰下正屋三间，名仁智堂；堂左右各有两间卧室，左边为朱熹自居，名隐求室，右边为接待朋友，叫止宿寮。隐屏峰左边有一山口，累石为门，名石门坞；坞内有一排宿舍，名观善斋；斋前有两座亭子，名晚对亭和铁笛亭。石门西边有一间屋，名寒栖馆，馆外则在两山之间围一圈篱笆，当中安一柴门，上悬“武夷精舍”横匾，形成一封闭场所。
五月，朱熹回到婺源扫墓，作了篇《感春赋》，其中有“触世涂之幽险兮，揽余辔其安之”“潜林以静处兮，阒蓬户其无人”“乐吾之乐兮，诚不可以终极；忧子之忧兮，孰知吾心之永伤”等句。从赋中看出朱熹从浙东回来心态之变化，刻意回避“世涂之幽险”，有了 “潜林”归隐之心，寄情武夷精舍“乐吾之乐”。
朱熹想逃避，王淮却不甘善罢。六月，王淮暗中指使监察御史陈贾，上疏朝廷请禁伪学，矛头直指“伪学之首”朱熹。
面对这种无端指责、不公待遇，有人深表愤慨，当时太学里留传一首讽刺陈贾的民谣：
周公大圣犹遭谤，元晦真贤亦被讥。
堪叹古今两陈贾，如何专把圣贤非。
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巧合。周朝时，周公让哥哥管叔监督殷国，管叔却凭借殷国发动叛乱，后周公亲征平叛，杀了管叔。战国时代，齐宣王入侵燕国后，士兵烧杀抢掠，导致燕人反叛，齐宣王有羞愧之情。齐国大夫陈贾，却劝齐宣王不必惭愧，说管叔叛反一事，周公知情是不仁，不知情是不智，周公尚且如此，齐宣王何必有愧。孟子反驳陈贾，说周公犯了错误贵在知错能改，现在的人犯了错误，却将错就错、文过饰非。
同样名为陈贾的两个人，都因毁谤圣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朱熹南下泉州，吊唁傅自得。途经福州时，拜访福州知州赵汝愚。十一月底，从泉州归来，又再登门拜访赵汝愚，两人相处了十几天。
赵汝愚是宋代宗室，字子直，生于绍兴十年（1140年），于乾道二年（1166年）状元及第，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宗室状元。淳熙九年（1182年），以集英殿修撰出知福州。
赵汝愚完全把朱熹当做学术泰斗对待，十几天的日子里，两人朝夕相处，寄情山水，上鼓山，登乌山，泛西湖，唱酬不断。十二月初，朱熹回武夷山时，赵汝愚为朱熹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 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淳熙十一年（1184年）二月，朱熹与学子共游九曲溪，作《武夷棹歌》十首。《武夷棹歌》是朱熹诗歌的重要代表作，被视为武夷山水的绝唱，后人有许多吟唱武夷的诗作，却没能超越朱熹。郭沫若对此也评价说：“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
淳熙十二年（1184年），这一年朱熹与浙东学者就“王霸义利”展开辩论。
“义利王霸”之辩，是宋学演变过程中，朱熹所代表的理学派，与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派，二者间的一场大辩论。朱熹从传统儒家性善论以理气观出发，认为义利、王霸是相对对立的。陈亮从自然主义人性论出发，认为义利、王霸是内在一致的，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陈亮生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其母年仅十四岁。陈亮青少年时喜谈用兵，参知政事周葵招其为幕僚。乾道年间，陈亮以布衣身分多次上疏，批判秦桧苟安东南主张和儒生空谈性命风气。由于奏疏直言不讳，为当权者所忌恨，刑部侍郎何澹以“言涉犯上”罪名，逮捕陈亮，施以酷刑，后得宋孝宗下诏免死。陈亮出狱后，又因家僮杀人，被仇家控告为陈亮所指使，再次下狱，后得辛弃疾等人营救，才放出来。绍熙四年（1193年），陈亮五十一岁时，中了状元，可惜第二年就去世。陈亮是著名词人，现存词74首。
陈亮第二次出狱后，认为朱熹的道德性命之学，空谈心性，无补实际，与朱熹展开了一场“王霸义利之辨”的交锋。朱陈两人的交锋，随着陈亮的去世，成了没有结局的结局。
淳熙十三年（1186年）三月，赵汝愚转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途经武夷山时，找朱熹讨论有关改革事项。朱熹对赵汝愚入川抱以极大的期许，在《送赵子直入蜀》诗中，把赵汝愚比作“诸葛武侯”。后来，赵汝愚入朝为相，成为朱熹政治上的靠山，两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朱熹在武夷精舍，最重要的成就是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的代表著作之一，也是四书上升为儒家经典的地位以后，诸多注解中最有权威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唐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没有特殊的地位。语孟学庸并重始于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
朱熹24岁起，就投入了《四书章句集注》前期准备工作，着手为《孟子》《论语》和《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作集解、训义、注释。朱熹早期撰写的《孟子集解》《论语集解》《中庸集说》《中庸集解》《中庸章句》《大学集解》《大学章句》等单行本，成为《四书集注》的雏形。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用力最勤的著作，在撰写《四书集注》过程中，朱熹通过各种论战、论辨、计论和讲学，将获得的所有积极思想成果，倾注于《四书集注》之中。直到淳熙九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章句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
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大学》为政治纲领，《中庸》为哲学核心，《论语》为基本原理，《孟子》为思想体系。从此，《四书》构成了朱熹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
朱熹在武夷精舍期间，弟子蔡元定、刘爚、黄榦等都曾在此就学。朱熹之后，一批理学名家接过朱熹的传道事业，在此择地筑室，著述讲学。如，刘爚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雪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等。
武夷山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可以说是武夷山成就了朱熹，也是朱熹成就了武夷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