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2-28
本刊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青年读者来信问：“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得到它！” 大家都知道，生在新中国的青年是幸福的。我们有着一切可能去为着我们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燃烧起青春的火焰。也正因为有了这些，青年人才有兴趣讨论什么是幸福的问题。青年们对于幸福的看法，往往是和对自己前途的看法联在一起的。一个人认为怎样叫幸福。也就影响他去追求什么样的前途。对幸福的看法是人生观的一个部分。不同的阶级对幸福有不同的看法。从读者来信中，我们感到。虽然很多青年对幸福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并且正在为广大人民的幸福而积极努力，但也有一些青年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楚，甚至像张文治那样因而走向了错误的道路，脱离了革命队伍（见后面的第二封读者来信）。因此，把这个问题在刊物上公开展开讨论，将会帮助青年同志们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从而为广大人民的幸福作更大的努力。
下面是两封读者的来信|：
一位在甘肃玉门油矿工作的钻井技术员王一山来信说：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解放后我投考了兰州石油干部学校。当时我想：我将来一定是一个著名的石油工程师，住在现代化的工业城市里，有个美满的小家庭、这样的生活多么幸福啊！我就怀着这种愿望来到了西北，入了学校。
“后来、我到玉斗油矿实习、沿途所见的都是灰色朦朦的大戈壁，祁连山上的雪终年不化，山是秃的，风特别大，已经是初夏了，还得穿上冬季的服装。到石油矿现场一看，只见油啊水啊混成一片，许多人就在那里忙来忙去。见到这种清况，我后悔到西北来，后悔学习石油钻探的工作。因此学习上情绪不高。毕业以后，恰巧又把我分发到玉门油矿来，我是多么失望啊，因此工作也提不起劲来。
“今年八月我因看望母亲的病请假回北京，看见北京比以前建设得更加庄严美丽了。见到过去的几个中学同学，寒暄起来，才知道他们有的巳经上大学，有的已参加工作了。我想：他们的环境多好啊！可以享受现代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节日或假日，百花盛开的季节，可以带着爱人到公园散散心，划划船，可以随意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工作和学习也是轻松愉快的，那里像我们跋涉千里饱经风霜那样艰苦啊！虽然，有的同学看到我说：
“你们为祖国开发石油是最光荣的。”但是，我总觉得这只是些无益的安慰，反而使我更加难受。
“这次从北京回来，工作劲儿总是不大，也不大愿意和同志们接近。有些进步的青年团员，知道我有思想问题，他们批评我闹个人主义。也时常帮助我，对我说：“西北环境是艰苦些，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建设起来，而且我们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就是莫大的幸福。”我觉得他们的话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假如说一个人的艰苦工作是为了别人或者为后代人缔造幸福，倒是事实，但是对他自己却没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常说：“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这不正是说明为革命事业奋斗是艰苦的吗？回想我这几年来，在这千里迢迢的边疆。紧张地作繁重的工作，但自己生活却是枯燥的、空虚的，既没有物质上的满足，又没有精神上的安慰。尤其使我痛苦的是：人生在世青春不过一、二十年，我现在二十一岁，正是最美妙的年华，许多和我同样的青年同志，他们可以充分地享受青春的快乐，而我却把青春消磨在这偏僻的角落。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幸福？同时，我又想想我们建设共产主义也无非是给人类建立美好的幸福生活，这种生活就是要使劳动大大减轻，物质文化不断地提高，无限地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换言之，轻松的劳动和安心舒适的生活正是人们都向往的理想的幸福生活，这些现在我都得不到，当然也就没有得到幸福。编辑同志：我对幸福的认识有没有错误？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得到幸福呢。”
另外一位读者李民德来信叙述了他的一个朋友对幸福的看法：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叫张文治，今年二十二岁。三年前我们一道考进了一个国家保险公司。开始工作的头一年，我们的革命热情都很高，工作比较积极。张文治同志是做外勤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主动联络人，要不怕吃苦，他在这方面确实起了些带头作用，吸收了较多的保险户，在年终评定的时候，我们一起被吸收入团。以后，他因为工作关系，结交了一批商店老关，这些新朋友使得张文治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喜欢看黄色小说啦，谈论女同志时评头论脚啦。十分讲究衣饰的漂亮啦，等等。虽然如此，我仍然以为这只是一些个人生活小节，不必去干涉别人，也就不放在心上、可是后来。他渐渐地和同志们更加疏远了，一下班就看不见人，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就特别忙碌起来，川
流不息的电话或客人来找他，他的工作就做不下去了，着急地等待下班，要回去换衣服，赴约会。星期日一清早就不见人了。他最爱跳舞，一有舞会跳到散了还不过瘾，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无精打彩，或者是对我说：“小李，给我请半天病假吧，我的头昏极啦，”就这样一天都不来上班。他每星期看几次戏，吸七千元一包的名牌香烟，穿最时新的港式服装，破一点或旧一点的衣服都扔在一边，说是“太不合时代”了。平时老上馆子吃饭，一吃就花了五、六万元，有人批评他花钱太厉害了，他说：“钱是我的，青年人么，应该享受享受嘛，有钱不花才是大傻瓜呢。”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私营商店老板女儿的婚礼，喝得醉酗酗地回来，往床上一躺，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有钱的老板们一天不斡活，还能吃得好，穿得好、这样的生活多幸福啊。”我看他这样下去不大对头，曾提醒过他：“你和资产阶级接触时，要提高警惕，”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只要原则上不犯错误，生活上多接近些没关系。”团支部曾多次对他进行教育，可是他却故意回避，找各种藉口不参加团小组会。他对我说：“开会我真害怕，一开就是两小时。不是批评就是检讨，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真没有意思。”我为他十分耽心，有一天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想和他认真地谈谈，谁知道他竟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他说：“你知道人活若是为了什么，还不是吃、喝、玩、乐而巳，何必那么认真呢；老实说，我过去工作那么要命真犯不上，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还不如在年青的时候，痛快地玩玩。假如我现在有钱的话，我乾脆就不干工作，去游山玩水，开阔眼界。首先，我带着爱人到上海二十四层楼的国际大饭店，走到最高一层，眺望全上海，再美美地吃它一顿，然后到有名的四大公司购买一些最精致的日用品和漂亮的衣严，再到苏州、杭州游玩一番。我要把爱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俩坐在美丽的西子湖上的游艇里，高兴时纵情高歌，饿了可以吃点我们随身带的点心和水果等，你看这多幸福啊！假如我真能这样生活下去，这一辈子也就满足了。”后来，他更是上班来、下班去，工作顺水推舟，不负责任。他有时向同志们宣扬说，“身体不好，准备请长假休养了。”果真有一天，他突然不辞而别，给组织上留下一封辞职书说：“因身体不适于现任的工作，现已找到比较更合兴趣的事情，特请组织批准辞职。”后来经过组织的调查，才知道他到原先所提的那个私营商店老板的店里做营业员去了。行政和团的组织曾经派人对他进行教育，都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就开除了他的团籍。半年时间又过去了，我也没有和他会过面。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看见他背着一架照像机，正在给资本家的太太、小姐照像呢！他看见了我，赶忙迎上来，一定要我到他那儿去玩。他向我炫耀说：“我现在真是幸福极了。工作清闲得很。自由自在，既不需要学习，又没有批评和检讨，精神真痛快。现在我拿的薪水比我过去在机关里的高多了，而且每季都分红，一次就是几百万。我现在已经买了一辆自行车，一只价值二百万的手表，一架照像机。这半年来我置的东西真不少呀，几时你有空到我这儿来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吧！你们平日的生活太呆板了，可把人憋坏了……”我对他的这一席话，真感到无言以对，只好默默地走开了。我感到一个人的变化真快啊！眼看着他逐渐地在陷落，我为他的前途而担忧，但我也不能充分地说服他，希望你们能够谈谈他的这些看法为什么不对？”
青年读者在来信中还反映了自己对幸福的其他一些看法：有的认为，能上学读书是青年人唯一的幸福，因而考不上学校时，就觉得“自己很不幸，一生完了”。有的青年认为能做上一个文举家、美术家或音乐家就非常幸福，因为可能在兴致浓厚或灵感到来的时候，就可以提起笔来写出惊人的文章。歌曲或画出杰出的美术作品，这样就可以名闻全国，而且千古不朽。有人认为“职位高，待遇好，有名有利才是幸福，而做一些“平凡”工作，像护士、打字、勤务工作等，没有什么幸福。”
有些青年虽然没有上面那么多想法，但对“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也搞不大清楚。究竟我们一个革命青年对“幸福”应该怎样来理解呢？王一山认为不能做轻松的劳动，过安逸舒适的生活，就不幸福；张文治认为人活着就是“吃、喝、玩、乐。这些对幸福的看法有些什么问题？”人生的目的是否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我们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并将自己的意见或讨论的结果写成稿子寄给我们。稿子要写得具体些，对每一个问题最好能结合自己切身的体会，联系真实的事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要笼统地发表一些空洞议论。每篇稿子最好围绕一个问题来谈。在讨论中有些什么新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参加讨论的稿件，投寄时请在信封上访明“问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