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5岁的陈吉红，在国防科技大学找到了一份实验员的工作。在实验员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地做了7年。
每天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陈吉红便抽出时间旁听国防科技大学本科生课程。刚开始听课时，他被满黑板的公式与符号搅晕了，整个头嗡嗡直响。但他没有退缩，边问边学，边学边问。这七年里他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晚上不是到实验室加班就是挑灯夜读。
投入赢来了回报。他先后获得了国防科工委一项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项科技进步四等奖，并荣立三等军功。相比于后来的硕士和博士生涯，陈吉红认为这段经历弥足珍贵。他说：“军校生涯对我的锻炼很多，我以这段经历为荣。”
陈吉红随后得到了一个令他欣喜万分的机会——参加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考试，以全校总分第二、数学分数第一的优异成绩没有任何悬念地被录取。
硕士毕业的陈吉红，被华中科技大学(时为华中理工大学)免试录入攻读博士。仅3年，他便完成了从讲师到教授的跨越，在学术上也崭露头角。 1994年，华中科技大学发起组建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一纸任命将30岁的陈吉红推向了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陈吉红与国产数控系统的不解之缘，由此开始。
是年10月，陈吉红刚接手的华中数控还只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办产业，注册资本只有1000万元。在众人略带怀疑的眼光中，陈吉红开始了对华中数控大刀阔斧的改革。
为使华中数控真正成为市场化运作的企业。2001年陈吉红冒着资金难以周转的危险，将华中数控从华中科技大学校园搬到投资9000多万元的新生产基地，而公司也果真因此遭遇严重的财务危机，账面上只剩下30万元。
“国外数控系统对我们的围追堵截由来已久，不少国产数控公司被它们蓄意打压而破产。”陈吉红感慨地说。1993年，北京某机床研究所引进日本技术，还没来得及消化就批量生产，结果机床动不动就“趴窝”，最后只能全砸了。与此同时，日方宣布停产该型号，改推更先进、更便宜的新型号。
甚至还有某公司在制订中国市场策略时明确指示，一定要控制中国数控系统的水平落后其15年!
高额引进的国外数控系统不仅性能被裁减，其用途还受到了种种限制。南方航空集团花费100万美元，进口了一台多轴联动数控磨床，外国公司要求设备联网，以便监控设备实际用途。陈吉红说：“这就是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嘛!”
陈吉红悟出了一个硬道理：对于数控系统这样的战略性高技术，靠花钱引进根本办不到;盲目效仿国外，也只会落后挨打，受制于人。惟一出路就是走自主创新之路，用中国人自己的核心技术振兴中国数控产业。
陈吉红与同事们迎难而上。1994年，华中数控的年轻人摈弃了西方普遍采用的“基于专用计算机”的研发思路，走“以通用工业微机为硬件平台，以Dos、Windows为开放式软件平台”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华中数控通过软件技术的创新，自主开发出打破国外封锁的四通道、九轴联动“华中I型”高性能数控系统。独创的曲面直接插补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05年，华中数控已与国内50多家著名机床厂建立了车床、铣床、加工中心的批量配套应用，中高档系统销量近3000台套，合同金额达2亿元。2006年，华中数控产值超过3亿元。国产数控系统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迫使西方某数控系统厂商将部分关键数控系统产品价格由70万元下降到40万元，并让部分厂商要求本国政府降低数控出口的门槛。国外数控厂家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国产数控的强劲压力。 陈吉红为国产搂控今天的成果付出了很多。2006年初，公司定单、产量增大，流动资金一时出现了困难。为了使公司度过暂时的经济困难，陈吉红用自己的结婚证作为信誉抵押，为公司办理了银行贷款。
2003年，非典疫情来势凶猛。为了给快速排查非典疫情提供科技上的支持，陈吉红率领公司科研人员迅速将其工业型红外热成像产品进行改进，于当年4月底即成功研制出第一批人体测温红外热像仪。5月，在“非典”形势严峻的时刻，当时已是华中数控公司董事长的陈吉红不顾家人的劝阻和儿子的哭泣，主动请缨携机器驰援疫区，带领技术人员在北京多家单位安装调试。这一呆就是20多天。
到北京的第3个夜晚，陈吉红突然发起了高烧，120急救车载着他驶进了北大厂桥医院。第二天清早，这个命硬的汉子醒来，烧退了，经过专家诊断，排除了“非典”可能!陈吉红返汉后，家人得知此事问：“你这又是何必呢?”他只是淡然一笑。
不少国内用户至今仍看到国产数控系统与国外的差距，却没有看到国产数控系统的进步。陈吉红反复表示，现在不正常的是业内对国产数控整体的不信任不认可。“这对国产数控发展很不利。”
同时，现在的状况是国产数控系统企业在低端市场杀得你死我活，而未能凝聚在中、高端市场与国外数控系统抗衡。对此，陈吉红表示很担心。
2006年，陈吉红担任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数控系统分会理事长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数控系统行业团结起来，让各家企业能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作、互补和配套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