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六方八卦鼓钉纹簋炉
前不久日本著名古董商坂本五郎辞世，享年92岁。这位德高望重的古董商曾对全球艺术市场以及日本古董圈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他的不幸辞世让业界为之惋惜，他的独到眼光和不凡审美将成为宝贵的财富。随着新秋来临，秋拍的脚步越来越近，8月底9月初，拍卖将陆续上演。
近年来，全球艺术市场的深度调整令买家惜售，因此亮眼拍品极少现身。然而，日本于10月间的拍卖却意外推出一件南宋官窑六方八卦鼓钉纹簋炉引起关注。未拍先热，使这件南宋官窑的稀罕之物被市场团团围剿。也不奇怪，但凡重器出现拍场都会引起广泛关注。
细说这件器物，实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它的确跟刚离世的坂本五郎渊源颇深，坂本先生在东京创立最重要的古董商协会东京俱乐部桃李会。该商会为会员制，若非在日本古董圈有很强的人脉，实难加入。该南宋官器最初便是在桃李会浮现身世的，当时为日本知名藏家冈野家先生所藏。包括坂本五郎在内的诸多日本古董界大佬都以将其据为己有为幸事。但是这件稀世珍品在桃李会仅两天时间，便销声匿迹，而此次关西拍卖能万幸地接受委托，对于收藏宋官的爱好者来说，机会难得最重要。
2008年南宋官窑博物馆扩建工程时出土相似南宋官窑炉
此炉的造型端庄大气，透出皇家气韵，让那些专玩宋代名窑的人觉得似曾相识!没错，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也收藏一件造型一致的南宋官窑炉，作为重量级展品一直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展厅里。可以说，大维德藏品与此件关西拍品同出名门，都是南宋官窑产品，作为皇族贵胄祭祀的礼器，留传至今，实属难得，堪称国之重器。据悉，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考古曾出土了类似纹饰的南宋官窑八方八卦鼓钉炉的残器，在2008年南宋官窑博物馆扩建工程时也出土相类器物。华雨农先生是南宋修内司官窑、明代处州龙泉官窑窑址发现者之一，他撰有《南宋修内司官窑初论》、《南宋官窑之我见》、《传世哥窑疏正》等论文，出版《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是著名的南宋官窑的研究学者。见到此拍品是，华先生亦爱不释手，并专门为此撰文，这对收藏爱好者了解此件宋官大有裨益。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珍藏 相似南宋官窑香炉
南宋官窑六方八卦鼓钉纹簋炉，长18cm，宽12cm，高9cm。此炉成六边形，六条边足微外撇，口沿也成六边，向外成平唇，口沿两长唇下与足部两长边上侧上下对应各三枚鼓钉，四个短边上下对应各两枚鼓钉;炉身中间，主题纹饰为八卦纹;炉的最宽之处，对称各安一龙耳，一耳已残缺，应是清宫造办处用银耳做了修补;底部留有6枚支钉痕，现黑色胎骨，说明是采用支具支烧;炉内也留有六枚支钉痕，现黑色胎骨，应该是为了节约空间而套烧一件小器物，这是南宋官窑常见的现象，但主要在炉与花盆上采用此法，因香灰与泥土遮盖后并不影响其美观;釉呈粉青略带灰，釉汁肥厚，釉面温润，隐约可见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开片，纹理自然，疏密有致，近足处有缩釉斑块，这是南宋官窑常见的特有现象。
宋代朝廷重要的祭典活动有十余项之多，包括天、地、社稷、宗庙和明堂祭祀等，这些祭祀活动虽是因循历代传统而来，但宋代文人对这类活动的考据多有记载，所以留下了许多有关祭祀活动的文献资料，又因南宋时期在朝廷的祭祀活动中，瓷器是相当重要的祭器，故能从此类文献中发现一些与南宋官窑相关的信息。
陶瓷器在北宋朝廷的祭典中并非主要的祭器。到了南宋时期，瓷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却突然彰显，这和南宋初期朝廷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北宋末靖康之乱，金人在汴京大肆搜掠，宋高宗在扬州筑坛郊祀，只好召东京所属官吏奉祭器等赴行在所，这些祭器都是徽宗朝的新成礼器。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仓皇南渡，朝廷祭器尽毁。此时朝廷若再行祭典活动，因财力物力所限，不可能象北宋时大量新铸铜礼器，于是绍兴年间的祭典活动，多数祭器改用了陶瓷器，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薄应用文绣者，皆以颉代之。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宋朝廷对瓷器，特别是祭祀用礼器的需要量明显增加。绍兴元年，为了在绍兴府时的明堂祀典，令越州制作匏尊陶器，乞依现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绍兴四年，朝廷于杭州再行明堂祭祀，需用祭器七千余件，其中的陶瓷器是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的，关于此次所烧造陶瓷器的情况，《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六八有详细的记载。
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之后，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典礼，在礼器形象上，他认为政和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至于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其簠、簋、尊、罍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从上述文献中不难看出，当时朝臣认为所用祭器其制非是，甚不满意。宋高宗也认为：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绍兴十四年，高宗又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寻以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铖，内侍王晋锡。这两则文献一方面表明了宋高宗对绍兴元年至绍兴四年余姚县和绍兴十三年平江府两地烧造的礼器不满意，并谕宰执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绍兴十四年礼器局成立的原因。礼器局成立后，由工部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铖，内侍王晋锡等主其事，并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礼器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王晋锡制造。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官窑烧造祭器的情况，《中兴礼书》卷九有详细的记载。(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诏令段拂、王铖一就讨论，同王晋锡制造。一，圆坛正配位，尊罍并系陶器，牺尊、象尊各二十四，豆一百二十并盖，簠簋各二十四副，已以《博古图》该载制度，于绍兴十三年已行烧造外，内有未详《博古图》样制，今讨论合行改造太尊六十四、太罍二十四，以上《博古图》不该载，见依《三礼器》烧造。(绍兴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其圆坛正配位尊罍并豆，并系陶器，除太尊、太罍、牺尊、象尊、簠簋依已降指挥，各有该载数目，合行改造。其余各造陶器尊罍、窃虑将来大礼铺设今来见造礼器不一，着牺尊、罍、太尊、象罍、壶罍、山尊、山罍各二十四，伏望朝廷指挥，一样改造施行。后批，送礼部看详。申尚书省行下太常寺看详。欲依制造礼器局所申事由施行，诏：依。因这批陶瓷器已以《博古图》该载制度以上《博古图》不该载，见依《三礼图》烧造，故烧成之后宋高宗甚为满意，认为(绍兴十六年)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宰臣秦桧也认为考古制度极为精致。从上述文献我们不难梳理出南宋初年陶瓷祭器使用及烧造情况的一条线索：建炎二年，朝廷于行在所(扬州)行郊祀大礼，召东京所属官吏奉徽宗朝新成礼器;建炎三年，高宗仓皇南渡，新成礼器尽皆散失;绍兴元年，乞依现今竹木器样制烧造，令越州制作匏尊陶器;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绍兴十六年，修内司烧造的陶瓷祭器得到高宗的赞许。综上所述，余姚县、平江府虽都给朝廷烧造过陶瓷祭器，但这些烧造活动仍处在制样需索阶段，朝廷制定出所需各类陶瓷器的样式，由地方官员委托当地窑场具体实施烧造活动，供朝廷在需要时挑选，并不设立专门的官手工业机构，所以还谈不上专供朝廷的官窑产生，只能称贡瓷吧。直到绍兴十六年，修内司官窑的陶瓷祭器终于得到了高宗的赞许。先置窑于修内司，后郊坛下别立新窑，南宋官窑才是专为皇家设立的御窑，应为南宋王朝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祭典礼器，以及陈设、生活用瓷，一直到被元兵灭亡。
此炉开门见山，造型十分罕见，但我似曾相识，原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有一件同样造型的南宋官窑炉，后来又找到一件南宋郊坛下官窑类似纹饰的南宋官窑八方八卦鼓钉炉残器，是2008年南宋官窑博物馆扩建工程时出土之器，可以印证，绝非臆造。此炉的造型与大维德基金会珍藏的炉几乎一模一样，两炉均应称作南宋官窑六方八卦鼓钉纹簋炉，是南宋官窑祭祀礼器的典范，堪称国之重器，留传至今，实属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