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15
婴戏图是中国绘画中的传统题材之一，本意为描绘孩童玩耍场面的书画作品，美术史一般将之归于风俗画，人物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某些婴戏图制作者逐渐偏离了“记录孩童游戏、玩耍等生活场景”的创作方向，而将其发展成了生育崇拜、祈求多子多福的文化符号。
所谓的百子图、百子嬉春图等等就是这种画风转变的明证。但即使如此，若非对中国古代生育习俗中的某些文化寓意不够了解，还是不能完全领略百子图制作者的创意之妙。关于百子图的创作者，画史上有确切记录的画家并不多。除了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的《百子团圆图》外，其余如《长春百子图》、《百子嬉春》等等虽然被当作宋代苏汉臣的作品来归类，其实都是根据画风“认定”，而并无确凿证据。
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宋相较清来说，年代更久远，留下来的资料自然更少。此外，我们也可以想象，民间画家创作此题材的一定不在少数——因为这种题材喜闻乐见，寄托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精神寄托，因此相当符合普通大众的欣赏品味，在绘画市场上显然是比山水画更受欢迎的存在。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基本由文人书写的绘画史上，民间画家很少入他们的“法眼”，他们追求的是“雅”，而百子图在其眼里是属于“俗”文化的。
尽管后来也有文人画家参与创作婴戏图，但“百子图”仍然是大部分文人画家不愿碰触的，原因很简单：这类作品一般构图繁复，设色鲜艳，画面气氛欢快热烈；与文人向往的“淡”、“静”、“简”等美学思想产生了冲突。但在职业画家那里，就不会有这种顾虑：他们以绘画服务于皇室，而皇家趣味追求的就是子孙绵延、福寿齐全。
对于宫中的皇家女性而言，“母以子贵”向来是万年不变的箴言，为皇室添绪香火是她们自入宫之时就开始的梦想。于是，各类百子图后来才会被当成图案印制在床单、被罩、靠垫、桌垫甚至瓷器上等等。
事实上，无论在宋代还是清代，百子图一类的作品都有其固定图式。即使后世作者偶有创新，也是在原来的经典图式基础上，稍微添加新元素，以达到向观者传递约定俗成祈子寓意的目的。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作品《百子嬉春图》是典型的代表作品。
该画为圆形构图，将众多正在玩耍的男童集中于画面的主要视觉点。画家以儿童的动作、神态以及儿童所玩的不同游戏道具，将他们分为若干组。他们有的在放风筝、有的在观画、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跪拜观音、有的在舞麒麟、还有的攀树摘枣……总之，整个画面传达出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颇惹人喜爱。
另一幅传为苏汉臣的《长春百子图》，画面中也洋溢着同样的欢乐。其中关于夏季的一幅描绘了夏季孩童嬉戏的场面。此画的主要创作依据是“莲生百子”的民间之说。画面描绘了一群或穿肚兜或光着身子的男童，在荷塘莲花间嬉戏。荷花因为蕴藏着含籽丰富的莲蓬，被视为孕育百子的象征物。
多籽的植物当然不仅荷花一种，石榴、葡萄甚至瓜果藤曼类亦是如此，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在一些文人画家的笔下，会将这些象征物入画，虽然并未画出孩童的迹象，仍然传达了类似的意味。特别是在一些恭贺受画人喜得贵子的应酬之作中，此类作品不在少数。毕竟，自标高雅的文人画家也免不了这种世俗的快乐。儿童是充满希望的，子孙合乐、生活美满本就是人类共通的企盼。
再看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的《百子团圆图》。此图共有16个画面，通过春夏秋冬四季变换，描绘出孩童在不用时令中所玩游戏活动场景。与前代同类作品一样，画家表面上在展示孩子们的玩耍场面，实际上是通过植入一系列具有祈子寓意的物品，侧面表达了生育崇拜思想。比如，画面中出现了木麒麟、木质假鱼等儿童玩具。
“麒麟送子”的典故在中国文化中渊源深厚，《国风·周南·麟之趾》是《诗经》中一首赞美诸侯公子的诗歌，此诗以麒麟比人，祝贺人家多子多孙，且子孙品德高尚，如同麒麟。有人认为这是贵族婚礼上唱的一首喜歌；也有研究者指出，此诗用于恭贺贵族得子的场合，以满足王公大人的虚荣、自尊之心。至于鱼的形象，我们都知道，鱼也是“多子”的象征，将其入画，寓意一目了然。
总之，由宋至清，百子图的图式无论在皇室还是民间都被广泛应用，如雕刻、刺绣、剪纸、瓷器等等。皇帝大婚时，会将百子图绣在床单、被面等生活用品上，以求早生贵子。这种做法在民间百姓的婚俗中也很流行。
不夸张地说，即使在当代中国，百子图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深入人们的生活，满足着人类祈子的心理诉求。最简单的例子是，有些新婚夫妇会在卧室挂一些印有可爱宝宝的图片；至于刚有身孕的女性更热衷于翻看关于漂亮宝贝的图片，以期望自己未来的孩子健康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