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原因
早在西周初年，周公选择在伊、洛盆地的“ 天下之中”， 建设成周洛邑，从思想理论、伦理道德和地理方位实践上最早认识了“东西南北中”“ 五方 ” 之 “ 中”的都城中心地位，从地理位置上提出了都城必居 “ 天下之中 ” 的概念，第一 次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内涵上确立了都城选址居中的重要标准和基本原则。把都城建于国土之中，既是控制天下的原点，从政治、军事上形成对天下的有效控制，又有利于对全国四方有力的控卫，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还便于政令迅速通达，地方朝觑和交纳贡赋，体现 “ 王业不偏安 ” 积极向上的思想，符合中国社会以和谐为主旨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 ，隋炀帝帝下诏令杨素、杨达、宇文恺营建东都，论刑政得失时，所提到“关河重阻，无由直达。联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仍是在强调炀帝君临天下的中心地位，只有建都居天下之中的洛阳， 他才能通过巡游有效巩固自己至中、至尊的地位。
必要原因
都城的确立，虽要考虑历史的、政治的、军 事的、 文化的、地理的等等多种因素，但首要考虑的还是经济因素。没有充足的物质供应，就不可能形成全国的经济中心，也就不可能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秦汉建都关中，正是以关中为基本经济区而保证了首都的物质供应。但在西汉之后，因长安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刘秀建都洛阳。由于关中八百里秦川面积有限，当关东黄、淮大平原的田野渐渐开垦出来后 ，关中农业经济区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开始下降。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期间，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作为关中农业命脉的郑国渠、 白渠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又因河床下切，灌溉面积减少四分之三，甚至十分之九，“ 和汉代相比，减少三万八九千顷之多”。导致产量急剧下降，使关中长安吃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不得不仰赖于关东农业经济区槽运来的粮食。几百年间，关中已成为胡、羌杂居地区，关中战乱水利失修，北方正统和大量汉人南迁，也 “ 使得四川与长江下游能逐渐得以开发，兴起了一个与北方抗衡的江南经济区。
至隋代，特别是灭陈统一中国后 ，“ 地狭人繁 ”的关中渭河的粮食，已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中央政府增多的官吏、驻军和增加的人口需要，供应极端困难。东南粮食可以转输于洛阳，但转输至长安得改用陆路绕过三门天险，既运粮有限，又耗费耗时，得不偿失。开皇十二 年（592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 ，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已无法解决。一遇灾荒，连长安中央政府的官员也没有吃的。如开皇十四年（594年），“ 关中大旱人饥 ” ，隋文帝只得亲“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到富庶的关东经济区的洛阳解决吃的问题，并 “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粮贩给，不以官位为限”，成为名符其实的“逐粮天子”。说明洛阳的经济地位已远远超过长安，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的洛阳更是交通、经贸的中心。 统一以后，仅靠584年修的广通渠之遭运山东之粮已无法解决关中的粮食问题，还必须充分利用江南的物质，把东都洛阳作为经济政治中心，以保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
主观原因
营建东都原因。以前，有许多学者谈到隋炀帝营建东都的原因，多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却未提及其迁都的主观原因。这一原因在今本《杂记》中有所反映：“时有术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即日，车驾往洛阳。改洛州为豫州。
《资治通鉴-隋纪四》亦有类似记载。“不可久往”之义，胡三省注：“木旺在卯，雍州在西，酉位也，故为破木之冲。洛阳为中土之地，适合木命人居住。 隋唐洛阳城是宇文恺设计建造的，宇文恺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完美的和洛阳的山川地貌结合在了一起，真正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宇文恺果断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方式左右对称的城市布局，使这座城市别具风韵，把城市的各部分与天子联系在一起。以洛水的流水喻天上的天汉银河，把京城看成天帝的皇居“紫微宫”，架在洛水上的最大的桥和宫城的南边正门相连，叫“天津桥”，天津意思是天上疆界上的港，在这儿停、发驶往银河的船：“引洛水贯都，以象天汉（银河），横桥南渡（天津桥），以法牵牛”。而洛阳的定鼎门大街，连接宫城正门和郭城正南门“定鼎门”的御道，宽110米。“天街”有天子之街的意思，对应于天上的“天街”星座。
隋唐洛阳城的皇城中轴最南正对龙门伊阙，使宫城、皇城的正南门，与龙门、伊阙相对，将宫城布置在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隋唐洛阳城宫城又被称为“紫微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