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苏努家族史

彝族苏努家族史

第1个回答  2016-05-20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苏努家族有着独特的地位。他们既是清朝宗室,曾显赫一时;又是世代奉教之家,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屡遭打击而忠贞不渝。

长期以来,苏努家族的事迹受到了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932年,陈垣先生在《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就发掘和搜集大量资料,对苏努及其诸子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对教会史书所载苏努事迹作出了更正。70多年过去了,陈垣先生此文仍然有它的学术价值,是研究苏努家族的必读之作。

如今,清史研究与陈垣先生在世时相比已有很大发展,新资料不断发现,清宫档案陆续公布。我认为应该在陈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苏努家族作进一步的探讨。有感于此,作为研究的第一阶段,我试图用新的资料对苏努再作考察,以使这个知名人物以更加清晰、更加丰满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一、 生平事迹

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曾祖父禇英是努尔哈赤第一子,封贝勒,因咒父罪幽禁至死。[1] 祖父杜度,封贝勒,有战功。父杜度文,一作杜伦,封辅国公。

关于苏努的生年,史书上没有记载。《清实录》记载:顺治五年(1648)九月,“辅国公杜伦卒,谥怀愍。”[2] 苏努至迟应生于此年。1724年8月,耶稣会士巴多明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雍正二年(1724),77岁的苏努被革职流放。[3] 据此推算,苏努当生于顺治五年(1648)。

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清廷授年幼的“杜伦子苏努为辅国公”。[4] 这与入关前后,清廷所定的袭封条例不符。据《清实录》记载,入关前,清太宗时,凡袭封授爵,宗室王、贝勒、贝子、公,俱视其才德锡封。入关之后,定例和硕亲王一子袭封亲王,其余俱封郡王。郡王一子袭封郡王,其余俱封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授镇国公。镇国公之子授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三等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郡王以上准袭封。贝勒以下不准袭封。其子年至15者,始照所定品爵封授。[5]

依据入关前的条例,年幼的苏努难以其才德受封。依据入关后的条例,辅国公之子苏努应授为三等镇国将军,并应在年至15时,始照所定品爵封授。可是,顺治八年(1651),年幼的苏努却被破例授为辅国公。

顺治九年(1652)正月,吏部对此提出质疑,明确指出:

“顺治八年授固山贝子苏布图子噶尔萨为镇国公,固山贝子努赛子喇笃祜为镇国公,镇国公恭阿子法塞为辅国公,辅国公杜伦子苏努为辅国公,宗室篇古子巴尔善为三等镇国将军,范图子法喀为三等镇国将军。以上六人俱授为公、将军,已注封册,但年未满岁,应否授爵?至太宗时所定之例与后所定之例,作何遵行?均应请旨。”[6]
从吏部的这个题奏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6人的袭封授爵,有与清廷的既定条例不相符合之处,而苏努尤为突出。上述6人受封时,皆年未满岁,但其中5人都是依入关后的条例降级而授,唯独苏努未降,以辅国公之子袭辅国公。

对于吏部的质疑,顺治帝的答复是:

“凡封王、贝勒、贝子、公,俱著照得燕京后定例行。此等年未满岁授爵者,皆谭泰未经奏明之事。既经授爵,著于未满岁以前食俸,不必给诰命封册,亦不必除名。满岁以后,照定例除授,其所设典仪,著裁革。”[7]
一个月之后,顺治帝又依据条例,明确指出:“苏努著食三等镇国将军俸。”[8]

三等镇国将军的俸禄与辅国公的俸禄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据《清实录》记载,岁支俸禄:“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四百两,一等镇国将军三百两,二等镇国将军二百七十五两,三等镇国将军二百五十两。”[9]

从这个规定来看,镇国公比辅国公高一级,岁支俸禄多300两。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清廷“晋封镇国将军苏努为镇国公。”[10] 这条材料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知道,顺治八年(1651),苏努被破例授为辅国公,是“谭泰未经奏明之事”。第二年,清廷即依例让苏努食三等镇国将军俸。然而,时隔数年,苏努又再次破例,从镇国将军越级晋封为镇国公。

这次晋封的原因,因史料匮乏,难以推断。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顺治年间,苏努没有受到清廷的歧视。所谓“苏努的曾祖禇英犯有罪恶,因此他这一支宗室是宗室中最不得宠的一支”的说法,[11] 还难成定论。禇英死于1615年,至顺治十四年(1657)已有40余年。世事巨变,清朝最高统治者与苏努家族的关系也会随之调整。

康熙年间,苏努的生平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1、任职宗人府,纂修玉牒。2、三征噶尔丹。3、盛京将军。4、朝中大臣。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以镇国公苏努为宗人府左宗人”。[12]

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宗人府的职官有:宗令1人,由亲王或郡王内选充。左、右宗正各1人,由亲王或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内选充。左、右宗人各1人,由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或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内选充。凡皇族,分别远近,由清王朝第一代皇帝太祖之父说起,他的本支是“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各族的生子女、继嗣、婚嫁、封爵、授职、升调、降革及死亡,都造册报宗人府。宗人府根据各族报的材料,登记档案,宗室的登入“黄册”,觉罗的登入“红册”。生存的人用红笔写,死亡的人用黑笔写。每到10年,汇纂“玉牒”。编纂玉牒的方法以帝系为统,以长幼为序。

宗人府每届修玉牒之年,另成立玉牒馆,其职官有:正副总裁官,无定额,由宗令、宗正及满汉大学士、礼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内派充,以大学士1人负责督催。总校官1人,由府丞充任。提调官2人,本府理事官1人,内阁满汉侍读学士或侍读1人。纂修官11人,本府正副理事官各1人,满主事1人,汉主事2人,翰林院官3人,内阁侍读1人,礼部司官2人。收掌官12人,由本府笔帖式派充。

以上各官,按其职位高低,派任的方式各有不同。正副总裁官,由皇帝“钦派”。总校官,由当时任府丞的照例充任。提调以下各官,由宗人府堂官选派。其不属宗人府的官员,由各衙门咨送。玉牒纂成之后,玉牒馆即告结束,到下届纂修时再开馆,所以称为例开之馆。

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清廷决定纂修玉牒。“命镇国公苏努为总裁官。辅国公品级富尔泰、大学士勒德洪、杜立德、礼部尚书吴正治、内阁学士噶尔图、侍郎额星格为副总裁官。”[13]

苏努与同仁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纂修任务。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宗人府、内阁、礼部等官恭进玉牒。“上御中和殿受之,总裁纂修官员行礼。”[14]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以纂修玉牒告成,“赐总裁辅国公都统苏努等,及纂修官侍读学士达岱等银币有差”。[15] 这条史料称苏努为辅国公,很可能是误记。因为在此之前,苏努是镇国公,玉牒修成受赏之时,怎么会无端降级呢?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清廷即将再修玉牒,“命宗人府左宗人镇国公苏努等为总裁官”。[16] 苏努再次走马上任,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此时,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扰边滋事。二十九年(1690),他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大举进攻内蒙,掠乌珠穆秦等部。康熙帝调集大军,决定亲征。六月二十二日,他谕道:“噶尔丹追喀尔喀已进汛界,朕将亲往视师。从征诸王出喜峰口,公苏努等所领之军随朕行。”[17] 二十四日,他又谕道:“噶尔丹已至乌尔会河,军宜速出。”苏努之兵于七月初一日起行。[18]

七月初二日,康熙帝命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苏努等人参赞军务。为使噶尔丹不致逃逸,俟各路大军会合后加以歼灭,七月初九日,康熙帝令苏努率兵疾进,如噶尔丹欲逃,即行追剿;如彼来迎战,则切勿急行,以待大兵,遣使羁縻。[19]

七月下旬,苏努部与福全率领的大军会合。他们继续前进,直趋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南境),在距噶尔丹军仅30里处扎营,掘壕筑垒,严阵以待。

八月初一日,福全指挥清军在乌兰布通大战噶尔丹军,炮毁其以万匹骆驼设置的驼城,杀敌无数。次日,噶尔丹遣使声言欲订和约,福全传檄各路清军停止攻击。康熙帝得知后大为震怒,严命福全乘胜进剿,勿失战机。可是,噶尔丹已乘清军停止攻击之机,仓皇宵遁,清军追之不及。

乌兰布通之战沉重打击了准噶尔军,但因福全指挥不当,噶尔丹得以逃走。班师回朝后,领兵诸王大臣受到弹劾,福全被罢议政、撤去3佐领。苏努等人也被罢议政,各降4级留任。[20]

为了紧密联系蒙古各部,孤立噶尔丹,康熙帝决定举行多伦会盟。康熙三十年(1691),在他的指定下,苏努参加了会盟。[21]

三十五年(1696),噶尔丹卷土重来。康熙帝率师亲征,苏努随驾从行。[22] 这次亲征取得了对准噶尔军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噶尔丹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招抚。为此,康熙帝决定第三次出兵。三十六年(1697)正月,他命苏努率军参战。[23] 在清朝大军的进逼之下,准噶尔军土崩瓦解,噶尔丹日暮途穷,服毒自杀。

清军三征噶尔丹,苏努均率兵参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他被晋封为固山贝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奉命署理奉天将军(一作盛京将军)事务。[24] 三十八年(1699),又由宗人府左宗人升为左宗正。[25]

盛京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康熙帝对此颇为重视。苏努陛辞时,康熙帝特谕道:“盛京事务废弛已极,公绰克托观射时不辨士卒骑射优劣,惟务闲谈。尔至任,勿蹈此辙。又盛京地方习俗颓坏已极,闻兵丁派出差役,不去者有之,去而私回者有之。尔至其地,择其尤者,严处一二人,若辈始知惩创矣。”[26] 苏努遵谕而行,盛京局面略有改变。

康熙四十年(1701)八月,“盛京将军固山贝子苏努、宁古塔将军宗室杨福、黑龙江将军沙纳海、索伦总管觉罗阿图等,率其属下官兵来朝。”[27]

盛京颓势积重难返,苏努曾因此受到处罚和责备。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二月,兵部等衙门为叶尔布不通满语,不谙骑射补授骁骑校事,拟将苏努罚俸二年半。副都统卫塞、法喀各降一级,罚俸一年。义州城守尉白尔黑图、佐领查尔泰降二级调用。康熙帝批示道:“苏努、卫塞、法喀从宽各免罚俸一年。城守尉白尔黑图、佐领查尔泰皆有专责者,前因补授佐领,徇情保举,殊为可恶!着将白尔黑图、查尔泰俱革职,拿解京城,严审具奏。”[28]

康熙四十六年(1707)九月,康熙帝谕道:“盛京副都统魏塞为人罢软,不能管辖兵丁,著革职。协领巴勒,马步射俱优,人材壮健,视其管辖围猎甚佳,惟向与将军苏努不睦,朕屡以协领内或有人材壮健者问苏努,而苏努并未尝以巴勒启奏。今魏塞员缺著升巴勒为盛京副都统。”[29]

四十七年(1708)正月,清廷任命“正白旗护军统领觉罗孟俄洛为奉天将军”。[30] 苏努离开盛京,回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朝中大臣的生涯。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保存了大量的“议政大臣苏努等议事折”。[31] 例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二十三日,议政大臣苏努等议复于归化城推河备兵事折。四月三十日,议政大臣苏努等议复派兵驻扎噶斯口事折。五月十四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给发官兵军器等情折。六月十二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筹划剿灭策妄喇布坦事宜折。六月十四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看管运粮牲畜等情折。六月十四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停遣王纳木札尔子弟往军中折。六月十四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备办进剿军需折。七月十九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总兵官路振声驻兵折。七月二十八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应咨文交涉俄人越界折。九月初一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达克巴喇嘛返回事折。九月初一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兵由噶斯口返回肃州事折。九月十九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逃人处置办法折。九月二十二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土默特兵所需之籽种等事折。九月二十六日,议政大臣苏努等报呼毕勒罕等情折。十月初五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西藏青海纷争四川提督等应预备折。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另派大臣替费扬古统领大军折。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