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5-21
如何成为《读者》的合格的编辑，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
对于所有想进《读者》的编辑来说，都面临着这个严峻的考验。
《读者》编辑有一项重要功课、花时间最多的，那就是通读《读者》杂志的合订本。阅读合订本是重要的，因为主编不会教给你方法。胡亚权（现任《读者》顾问）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去了解这本杂志，从《读者》中找到十几年来形成的风格，感受到这本杂志所要传达的精神，那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你在这本杂志所要表达的思想了。
胡亚权对此用心良苦。他甚至认为，一位合格的编辑在辅发的位置上，至少要做到中职后，再去做主发编辑。属下的编辑中有不满情绪的人，也只能忍气吞声，偶有怨言，但还得敬业去做。胡相信时间会让每个人明白这本杂志需要什么样子的人。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编辑部才是最好的呢？
他理想中的编辑部由这样一些要素组成：精悍的班子，办事高效，作风稳健，人员固定，具有鉴识力。这样一个编辑部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一直在着力寻找的。他在解说自己为什么在需要高效的编辑系统后，还把作风稳健提到重要的位置时说，高效的编辑部最容易出现差错，这时候冷静是最重要的。
当然，胡身上的“保守”在这里也显露毕尽。他不迷信那些年轻新锐的青年人：“须知，培养一个具有良好素质的编辑绝对不是一朝之功，有识的编辑是刊物之珍宝，这是我们最需要保留的那些人，应用全力去爱去支持他们，这是所有刊物编辑部主编的重大责任。”
在胡亚权的设想中，他为《读者》的编辑提出了一些含意不明、甚至有些荒诞意味的点滴想法。那些想法包括：有出息的编辑必须是爱书如命的人；有作为的编辑应该视这项工作为第二生命；有创见的编辑应当具备三种才干，这就是扎实的知识积累、文字功力和对图书市场高屋建瓴的洞察力；有贡献的编辑必然是一位甘于寂寞的文化人。
老胡的断想还涉及到这样一些与编辑工作不沾边的领域：
看着公家的水龙头流水不去关掉的人；
对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轻易下结论的人；
十句话中有八句带“我”的人；
常常讽刺善良人的人；
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人；
对同事、朋友的要求，件件应允的人。
老胡戏言：六条中有四条可对号入座者，则不适合当编辑。
那些新进编辑即使有幸逃过这几条原则，仍然逃不过铁一般的辅发编辑制度。这条制度被编辑们称为实习制。对于每个身经此事的编辑来说，感受虽各不相同，但却都大同小异。
对于初入道的编辑来说，对旧传统的不满已成为他们立志改革的一种动力。每个人都在想尽一切方法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偶然会放一两篇与整体风格稍有不同的文章，来尝试着寻求改变。
每个编辑就像一条小河一样，最后全部流入到黄河里，但这些水最后只能叫做黄河水，而不能叫做洮河水或者叫作汾河水。然而，即便如此，对于每位编辑来说，改变这条河流的勇气却每时每刻都在。
书摘编辑侯润章曾对读者群做过一次调查，10年以上的读者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很多读者已经习惯了《读者》的这种风格。但在与读者的交往中，他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老是一成不变，读者的意见也大，胡亚权时常接到许多电话，主要话题就是现在的《读者》不如以往好看了，退步了；但如果他们稍微尝试着改变一下，却又让读者难以容忍。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但这些新进编辑们，仍是改革派的主张者，他们不动声色地坚持着自己的改革。2000年4月号，他们发表了一篇何申的小说《小镇名人》，收到如潮的读者来信，抗议这篇文章与《读者》以往的风格相差太大，认为是“地摊文学”的翻版。
于是，责任编辑发稿后最大的不安，几乎全部来源于那些雪片般的读者来信。这对于自己所编辑的本期杂志是最好的温度计。因为那些信中不仅会有一些赞扬声，更多的是批评与建议，还有“好事者”挑出的错别字和各种细节问题。这些细微的差错除了与名誉相关外，还与金钱相关，每个编辑的差错如果超出一个额度，他们将面临着被扣去奖金的危险。
读者的精细到了让编辑们吃惊的程度，如侯润章曾编过一篇关于阿波罗登月的文章，年代是对的，但读者指出月份错了。这种压力无形中使他们更加警觉起来。
编辑们就在这样的冲突中、争辩中被同化，许多东西慢慢地渗入到了每个人的血液里，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读者》的力量就在于，她能让每一个新加盟的人领悟到杂志十几年来所形成的风格，并迅速地服从于这种风格。
这种永远不变的风格，似乎成为了《读者》生存的一个理由。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原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石宗源对《读者》的评价是：这本杂志可读、爱读、耐读。甘肃新闻出版局局长韩效文对杂志的要求是：激人向上，催人泪下。
一位评论家认为，许多杂志的生命力在于求新，但《读者》的力量体现在她一以贯之的一套标准。
胡的解释是，在读者不理解的情况下，不能巨变，只能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