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 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兴宁县中，刘子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并经常作为学生代表登台演讲，同学们称赞他是一个“出色的青年鼓动家”。
1926 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到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改名为刘苏华。他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1929 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中共闸北区委书记。他很重视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一些大学、中学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撰写一些理论文章。
1932 年后，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到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某些社团发表演讲，并参加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
1936 年夏，从上海到达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刘子超先后调任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培训抗日干部，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抗战，做出卓越贡献。
1939 年6 月，刘子超来到山东，担任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一上任，他便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抗日宣传工作中去。在舆论宣传方面，他“希望《大众日报》，首先担负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最后，希望能够担负起反汉奸谬论和揭露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当报社领导人请他为报纸撰写稿件时， 他笑着说：“作为宣传部长， 为党报供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刚到山东战场不久，对情况生得很。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后来，情况熟悉后，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利用行军和战斗的间隙，为报社撰写社论、专论十几篇。他写的论文观点鲜明，说理透彻，通俗易懂，在山东军民中，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1939年12 月，在山东省召开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刘子超做了《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为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一二·九”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后，强调指出：广大青年的重大任务，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要广泛动员千百万青年，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参加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职工会、妇救会，进行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帮助军队作战，打破日寇的政治进攻、经济进攻等，使广大青年进一步明确了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责任。
1940 年3 月，大汉奸汪精卫投降日本之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公开为日本侵华政策效劳。为了揭露汪精卫投降类的丑恶行径，使人们识破汪精卫的汉奸真面目，刘子超在《大众日报》上接连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等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汪精卫卖国的种种罪行，从理论上戳穿了汪精卫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动员山东抗日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同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1941 年冬，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在随部队转移途中，他仍主动克服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2 月11 日凌晨，刘子超和部队十几名同志转移至沂南县高湖村时，与敌遭遇，不幸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