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这种因时代人情思想变化形象的多面立体。是无法做到公允的。所有事物也一样。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大家姑且听之。
帝王评价标准一：
获得政权合法性。
宣宗依靠宦官上位。
唐代的宦官专权，在宪宗崩后，南衙北司之争已成定局。宦官完全操作禁宫中唐代君主的生死废立，家奴控制主人。
宪宗后文官系统的牛李党争，是已经完全普及的科举制下，打开门阀垄断的上升通道后，以寒门庶族为代表的小地主阶级和以高门世家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在中央政府高层的权力争夺。
而这个表面上的社会阶层在政权权力结构中的分布，实际上暗地里都由宦官借助控制君主，主导了主要行使国家机制的文官系统。
宦官握有神策军唐代京畿禁宫控制权，控制君主，主导文官系统。枪杆子指挥笔杆子，如果不是因为唐代中晚期的藩镇割据，宦官就可以说是包括朝廷在内的帝国实际主人。
文宗铲除宦官失败，宦官清洗文官系统，世家寒门通杀一遍。
可以说，唐代朝廷内部再也没有可以彻底根除宦官专权这个癌症的机会和能力了。
武宗死后，宦官照旧操作君主上位，君主失去了安排自己指定继承人登基的权力，宦官出于私心，更是在常理之中寻找方便自己控制，势力微弱的宗室继位。
这样可以使从龙定策这样的最大政治投机本身，利益更加最大化。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宪宗开始，获得政权合法性大减。
所谓得国不正。需要像太宗那样即位后以治理才能证明正统合法性。
但是，既然由宦官操作上位，和太宗凭借功劳权势谋划所得，毕竟不同。
宦官所立者，多为继位无望的宗室，或已有继位危机的储君，所以总结一点，都是势力弱小，不得已只能在继位过程的前后依附宦官，结成利益共同体。
宣宗，也是如此。
武宗死后，这个隔了三个侄子的兄终弟及还能继位的皇叔，他的合法性在父死子继上能有多高？而且，在侄子们严加防范宗室下，宣宗之势又有多弱？（宣宗是宪宗之子，穆宗之弟，敬、文、武宗之叔）
继位后李德裕作为文官系统内牛李党争的胜利者主导者，朋党之祸，更加牵制君主行使权力。
上文提到，宦官贪图宣宗势力微弱，立其为帝，希望收获巨大的政治投机利益。
没想到，他们这次算得上失算了。
宣宗竟然在继位后压制了宦官势力，君权在君主个人手中得以正常发挥施展，威权再次独享。
我的观点，这事有利有弊，在政治斗争中，李德裕起到了当年霍光给汉宣帝的类似感觉，一个芒刺在背，一个毛发直竖。
有宦官陷害借机加强控制文官系统的考量，同时也是宣宗自己掌握权力巩固统治的举措。
在行政治理方面，可以说没了李德裕，少了国家大才，却也中断了牛李党争在国家统治阶层内部的剧烈争斗，缓和混乱的局面，提供了一个正常运行国家机制的较为稳妥的平台。
用白敏中、令狐绹的差不多一整个大中朝，宰相为首的文官系统，在宣宗压制宦官权势，夺回大部分行政主导权后，整个系统依靠宣宗自己的个人才能，成为了单一行政职能的官僚机构。宰相只是传话筒，这点和汉武帝的外朝丞相有些相似之处。
谋划决议的真正大权，都只由宣宗个人紧握在手中。
这样的个人集权人治，在今天看来，有其大恶之处，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
但要承认，在宣宗手中，这样的个人人治，因为宣宗的个人才能，使国家十几年在前后混乱的时期内，难得的平稳发展，恢复正常。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有种片面的方法叫“只读本传”。同理，评价一个帝王，也不能光盯着他在位时期的那点儿事，必须结合历史的进程和当时的环境来看。 安史之乱后，一代代的大唐皇帝都在努力中兴帝国，这是一件长期、艰巨的任务，绝不是蹦出个明君就能一蹴而就的。大唐皇帝们就像在参加一个接力长跑比赛，前仆后继地往前跑。倒霉的皇帝跑的道路非常崎岖（德宗），运气好点的道路相对平坦（宪宗、武宗），更有幸运儿跑在最舒服的康庄大道上。唐宣宗，就是那个幸运儿。
宣宗在位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兴，在我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1. 收复河湟，说出去很霸气。
2. 他一死大唐就江河日下了，于是很多人会遐想，如果他活久一点该多好。 其他的一些事情都是点缀。如果没有收复河湟这样的功绩，或者在他的统治期间农民起义、南诏叛乱就发生了，人们才懒得吹他从谏如流、恭谨节俭等事情呢。 比如唐文宗衣服洗了三次都不换，够节俭了吧？柳公权直接告诉他，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对一个皇帝来说没什么卵用。文宗被柳公权这样打脸，态度也非常好，让柳公权当谏议大夫，好多给他提意见。文宗在节俭、纳谏方面做得到位了吧？可有多少人在这方面夸他呢？在位期间发生了甘露之变这种丢人的事，文宗是注定和“明君”无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