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之外，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这是宋代大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写给神宗皇帝的《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旨在请求皇帝阻止王安石变法。 因为在司马光看来，致使贫富分化的不是地主阶级大肆剥削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的材性使然，富者聪明能干，他们的财富往往是节衣缩食，苦打苦拼一点点积攒下来的。而贫穷的人，既愚笨且懒惰。他们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只知道喝酒混日子，没钱买醉就急着向富人借，等“滚”到无法偿还时，就卖老婆和子女，冻得饿得快要死了，也不知道痛改前非。所以，富人常借钱给穷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穷人常向富人借钱以求存活下来，虽然一方是苦一方是乐，但他们彼此需要对方而能生存下来。 由此观点，司马光当然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因为王的变法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意味，他的方田均税法拿现在语汇来说，就是搞土地改革，重新丈量国家土地，然后分配给全国人民；青苗法，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国家开银行，将钱借贷给老百姓，以取代民间高利贷；而均输法其实就是由国家来统一调配物资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总之，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举措，就是意在打击富人，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进而最终天达到社会均平富的理想状况。王安石在变法中搞阶级斗争，当然让让司马光看不下去，接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信中道：“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他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很明显，司马光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等，都是在帮助官僚富人说话，也就是为那些既得利益者代言。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国家稳固的根本。而王安石有着强烈的拯救天下苍生于困顿之中的贤臣名相情怀，代表的又是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当然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遂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一千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去看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的变法与保守之争，谁更有远见，谁更符合社会现实发展，答案或已不言自明，因为，阶级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从来就没消灭过，也从来没有一个阶级真的通过斗争把另一个阶级消灭掉，斗争的结果就是，王家原是地主，通过斗争现已成为贫农；李家原是贫农，通过运动现已成为资本家。所以，胡适就不赞同他的安徽老乡陈独秀的阶级斗争说，他觉得那样太血腥，必然引起仇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主张温良的社会改革。在文化的教化和政治的变革中，一劳永益地解决社会问题，进而达到社会最终的和谐。 那么，王安石错了？未必，最起码他的出发点是纯正的：想改革，以求强国富民。这一点无可非议，可是他的改革失败了，究其原因有很多，有的说是因为地主阶级太强大，有的说是因为王安石领导的改革派内部不团结，有的说是因为宋神宗最后不支持改革，也有的说王安石还不具备领导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能力。也许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我不想循着这个方向探究下去，设想一下，如果王安石改革成功了又会什么样？真的会像他所理想的那样，社会均平富，不再有剥削现象的发生，老百姓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王安石生活在一个封建独裁的社会里，他自己十分迷信独裁的权力，阶级斗争必然会演化为权力斗争，最终结果就是一群既得利益者倒下了，另一群人成了既得利益者。法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阿兰·图雷纳就认为，在国家占有统治地位的意志主义的社会中，社会运动往往是为了反对国家精英而进行社会改造，同时，社会运动的结果又使主要的社会力量形成其自身的精英集团，并在最后演变成为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 而王安石根本就没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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