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前段时间写了一篇，发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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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马潇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到：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
笔者在学校学习中国法制史时，一直被告知：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法结合”的社会——似乎“法”就是“法”，“礼”就是“礼”，二者完全被割裂，没有一点关系。
但实际上，考察“法”的本质属性，最重要的就是“规则性”。而“礼”完全具备“规则性”这个要素。所以，说“法是法、礼是礼”，二者完全没关系，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一点，张晋藩教授的在相关论著中已有提及。
所以，与其说礼不是法，不如说礼就是一种习惯法。
法就是礼，礼就是俗，俗就是心。
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也就是乡土中国——最基层、最基础的法律运行模式。我们姑且称这种模式为“乡土中国法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礼出自心——只要“一准乎礼”，就是合法的，同样更是合心的。在这种模式下，法（礼）的正当性发自民众内心，民众人人都认可。
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就形成了民众对于“违法”、“违礼”之人“人人得而诛之”的思维习惯。因为在“乡土中国法律模式”下，人人都是立法者，人人都是法官。在这种思维习惯下，只要是某个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那么他就是合乎礼制的，进而就是合法的。与此相对的，凡是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的，都是违法的，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这种思维模式在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和平时代，则往往弊大于利。因为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是非完全没有标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种道德观。你的道德观未必符合我的，难道不符合你的道德观，你就能说我不道德？谁赋予你权利说我不道德了？你凭什么谴责我？
我们的古人也早看出了这种“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弊端，所以才要在“礼”之外制定成文的“法”。因为只有成文法才能有一个相对明确和固定的判断标准，才不会乱套。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和民间争夺司法权的一个过程。
随着近代法制进程的开启，乡土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文革之后，乡土中国本身所依赖的家庭基础、宗族基础被彻底摧毁。国家明确了自己独享司法权的权力。成文法彻底取代了礼，绝大多数不符合国家成文法立法精神的民间习惯法被认定为非法。
但是这个认定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由国家来推动，而不是发自普通民众的内心。所以，普通的民众的思维中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惯性。普通民众在潜意识中仍然固执地认为俗应当随心，礼应当随俗，法应当随礼。凡是不随俗、不随心的法，就缺乏正当性。
大部分普通民众对自己的这个观念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但在行为中确屡有表现。比如对于药家鑫案的“集体审判”，再比如去年的反日游行。做出这些事的人都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当的——只要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正当的，他们就觉得法律也应当认为他们是正当的。如果这时候法律认为他们是不正当的，那么就是法律有问题，就是“没有法律”，或者“法律都是骗人的”。
这种思维传统已经严重阻碍了现代法治的发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民众对于立法的参与不够，导致民众的认识不能及时更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土中国的基础被推翻，却没有及时补充相应的思想内涵，导致了这个思维传统一直占据着民众的头脑。
中国要建设现代法治社会，就必须让民众产生现代法治的理念；而这首先要做的，就是赶走民众脑中“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定势。一方面，应当加强民众的立法、司法参与程度；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立法、司法、执法的细致性、可操作性。只有民众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能体会到国家成文法的存在，才能逐渐潜移默化地驱走他们脑中“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定势，才能为实现现代法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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