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波德莱尔《恶之花》
为了取悦于野蛮的人，
为了向魔鬼们神气十足的奴仆，
献媚，我们竟侮辱。
我们所热爱的人们，奉承我们所厌恶的人们，
我们竟使被人无故鄙视的弱者伤心，
我们竟沦为奴颜婢膝的刽子手，
我们竟向极度的愚昧。
向公牛脑袋般的愚蠢致敬，
我们竟为腐败，
所发出的微光祝福。
我们竟亲吻呆若木鸡的蠢物，
并表示无限崇拜，
最后，为了把眩晕。
淹没在狂热中，我们竟至于，
仿佛因诗才而骄傲、以表现日趋，
没落的事物所引起的兴奋。
为荣的神父，
未渴而饮，
未饥而食，
快把灯吹灭吧，
别再迟疑，
让我们躲入黑暗深处。
文章简介：
《恶之花》是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的一部诗集，它是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有头有尾、浑然一体的书。
是一部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艺术作品。然而病态未必不是一种美。波德莱尔的天才，恰恰表现在他能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到恶的存在，并通过诗歌化腐朽为神奇。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恶之花》是“恶”的艺术，而不是恶的颂歌。以诗歌表现现代都市的丑恶、现代文明的虚伪以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是《恶之花》对诗坛的独特贡献，也是波德莱尔给日后的现代主义提供的有益启示。
诗人以罕见的胆识，陈列出种种丑行与败德，也倾诉了深藏于心中的郁闷与苦恼。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19世纪的末期法国精神上的压抑与惶惑不安，生活上的焦虑孤独空虚与无聊，肉体上的欲望的沉沦，成为西方世界的普遍精神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五花八门的现代派文学派别先后出现，到20年代形成高潮。值得一提的是，一八四八年革命是法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失去了前期的热情和锐气，强调以“科学的精神”追求更精确的描写和纯客观的分析。19世纪80年代，在法国，正式打出了象征主义的旗号，并逐步形成了象征主义作家队伍。
作为这一过渡时期的现代派文学代表人物，波德莱尔不堪忍受家庭束缚，带着生父留给他的十万法郎遗产离开家庭，放浪形骸、标新立异，想以此表示他对正统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轻蔑。
波德莱尔的忧郁既与生俱来，同时也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人在失落其价值、找不到出路后内心的压抑、躁动的表征。它反映了人与时代、社会的冲突。
他忧郁、孤独、高傲、悲观、叛逆，是顽固的个人主义者。从而也创作出更多焦灼的充满罪恶感的诗歌。
1851年波拿巴政变成功后，波德莱尔的革命激情很快便消失了。他对革命悲观失望，思想急剧向右摇摆，而且这种消极悲观、颓废的思想在他的头学观和诗歌创作中，他憎恨通行的和伪善的资产阶级道德，憎恨平凡。
他甚至对健康的，自然和正常的东西也憎恶起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得他转向了内心的黑暗。他在本身就是与美感和道德对立的东西中寻找美感欣赏的对象，甚至不道德的东西，仿佛只要它不带有资产阶级作风的气息，他也乐意接受。然而，理想幻灭后，他又迅速恢复了文学生活。
他从此一直埋头于诗歌创作，在文学领域里进行旅命。而在文学领域里的革命却充分体现了他积极向上的。因此，1852-1857年间，他先后发表了20多首诗。期间他还翻译了大量爱伦·坡的诗文，后者作品强调写忧郁的情绪，大多古怪、传特、病怒的形象。
爱伦·坡“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的作品对波德莱尔影响很大，使波德莱尔脱离了法国浪漫主义所陷入的个人多愁善感，发挥了想象力在诗歌中的巨大作用。
于是，波德莱尔发展爱伦·坡的理论，使浪漫主义诗歌演变成象征派抒情体。诗人经过十余年的艰难创作，经过反复修改，《恶之花》在1857年最终发行出版。
大名鼎鼎的波德莱尔，如雷贯耳的《恶之花》，至今凡言必称现代艺术的人、凡爱好现代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今人对波德莱尔的思想之晦涩处能钩沉索隐、明白阐释的却不多，今试作简单梳理和明确揭示，不弯弯绕、不故作高深，希望能为读者了解波德莱尔以及阅读《恶之花》提供参考和帮助。
波德莱尔勘破了人生的真相----虚无。一切都归于毁灭、死亡和腐朽。但是对于习惯并生活于欺骗----“美好”现实----中的人们来讲，真相仿佛是一种罪恶。这种令人不堪的真相，正是波德莱尔的忧郁的原因。“生活（生命）”中到处充满了欺骗与自我欺骗，“现实”就是一个大骗局，而波德莱尔却“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其慧眼发现了“美”的真相，原来俗世间通常认为的“美”是用来遮蔽真相的遮羞布，人生的真相恰恰是“丑陋”和“恶”。但因为这种“丑陋”和“恶”存在一种巨大的超越性----真，故而真正的诗应与其相通，这比廉价的唯美、虚伪的吟颂更体现出博大的人性关怀，这才能创造出“诗”中之“诗”。这里要分清波德莱尔的“世俗美”与“超越美”（我们姑且做如此分别）：“世俗美”即完善、高尚、优雅及永恒之美，而“超越美”即宇宙、人生的真相，其恰恰呈现一种“反动”性（老子曰：反者道之动）。真相虽然令人震惊和不堪。但若从丑陋和消逝性中提炼出“存在”，体味出腐朽中的神奇力量，这种生死纠结中生发出的超越洞见与对虚假、痛苦的正视与体认就可化为“神启”的诗歌，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平凡的超越性。在波德莱尔看来，世俗的美才是丑陋的、虚伪的、不真实的，而摊开来的丑陋、恶和撕开的伤口因其真实反倒是可以接受的。在真实中，人生的虚幻与丑陋是真正令人萦怀、纠结而不能自已的，这种基于虚无的忧郁是真正的“诗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于此唯有通过诗歌而与宇宙本源达到某种神秘统一性，才能于灵魂得到片刻安顿与慰藉。
波德莱尔在揭去了资本主义的虚幻“美好”面纱后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和幻灭，真相令人不堪，但真相就是真相，与其幼稚地歌颂虚假的美好，不如用丑恶来敲击人们早已麻木的灵魂。让人们从浪漫的迷梦中猛醒。但波德莱尔的高明并不在于此，他还有更宏大的工作要做。如果说现实的幻灭和人生的无意义让我们消极堕落地话，波德莱尔又要把我们从沉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单纯的揭示“恶”、表现丑陋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救赎，生活本身的意义并不能彰显。现实虽然令人气馁，但生活毕竟还得继续，我们还要活着。于是波德莱尔给我们指向了某种超越的美好天堂。但这种天堂并不在基督教所谓的彼岸，我们也不需要上帝来救赎，因为上帝的天堂是为良善和美好之人准备的，而波德莱尔这种不入世人法眼的浪子是没有资格的，但他也并不稀罕。波德莱尔发现了真正的天堂----超越（至少是属于他自己的天堂），但通往天堂的道路或门户却是“丑恶”、“毁灭”和“暂时”，而这些的东西全部都指向“死亡”，于是天堂离“死亡”很近，但我们不能去自杀（尽管波德莱尔确实曾经自杀过，但未成功），于是我们只能“反身”以自己的背部向世人展现一种反抗的姿态。天堂与“丑恶”为邻，“毁灭”成为某种正义。这样我们就接受了某种现实，丑恶与死亡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积极的意义。原来被视为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所曾经倍加珍爱的东西，全部被过度、易逝性所浸染----一切永恒的东西是艺术堕落的产物----这就是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贡献。“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与不变。”（见《波德莱尔美学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一切“存在物”都避免不了“有限性”，都逃避不了过渡、短暂、偶然。可以说都并非“存在”本身。相反，那使万物“应和”的“混沌而深邃的统一体”却永恒“存在”，但这种超越性的“存在”对于活着的平凡人来说永远接近不了----除了巫师和诗人（或者死人？）----“在字和词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我们不能率意为之。巧妙地运用一种语言，就是施行某种富有启发性的巫术”（《论泰奥菲尔·戈蒂耶》，见《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7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诗人是死亡边缘的舞者，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波德莱尔-----一个“通灵”者。
当然，我们切莫误会波德莱尔。波尔莱尔的“丑”中见美，“恶”中见美，是一种超越现实通常美丑标准的诗意发现，是以一种超脱姿态、俯视眼光发现的另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真实之美。但如果有论者不理解这一层次，不是站在波德莱尔的立场、心境中去感受那种“万物应和”的神秘博大的宇宙生命本身----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大化流行”（当然这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可能有赖于酒精和大麻的帮助），而是以世俗的眼光就丑论丑，就恶说恶，以常人的角度评论诗人的诗心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丑恶中见出美好的。波德莱尔更不是变态地以丑为美或心灵扭曲式的反社会，恰恰相反，他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人类的悲悯式同情与热爱。我们最低层次也应该理解到他的这一层用意----既然世界的真相是虚幻丑恶的，一切不能固守，我们所能抓住的只有幻灭和死亡，但事物正是从幻灭和死亡中显示出新生的勃发，美好事物的生发只有在僵死事物的毁灭中才有可能，才可期待（僵死就是丑陋，当“美”永恒化后就变成了僵死之物，这正是最丑陋的）。这确实有点儿“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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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悦于野蛮的人，
为了向魔鬼们神气十足的奴仆——
献媚，我们竟侮辱
我们所热爱的人们，奉承我们所厌恶的人们；
我们竟使被人无故鄙视的弱者伤心，
我们竟沦为奴颜婢膝的刽子手；
我们竟向极度的愚昧——
向公牛脑袋般的愚蠢致敬；
我们竟亲吻呆若木鸡的蠢物
并表示无限崇拜，
我们竟为腐败
所发出的微光祝福。
最后，为了把眩晕
淹没在狂热中，我们竟至于
仿佛因诗才而骄傲、以表现日趋
没落的事物所引起的兴奋
为荣的神父
未渴而饮，未饥而食！
——快把灯吹灭吧，别再迟疑，
让我们躲入黑暗深处……”
《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认为丑中有美。与浪漫派认为大自然和人性中充满和谐、优美的观点相反，他主张“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美德是人为的，善也是人为的；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波德莱尔在描绘人的精神状态时往往运用丑恶的意象。以《忧郁之四》为例，诗中出现的意象全部是丑的：锅盖、黑光、潮湿的牢狱、胆怯的蝙蝠、腐烂的天花板、铁窗护条、卑污的蜘蛛、蛛网、游荡的鬼怪、长列柩车、黑旗。这些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具有不祥意味的意象纷至沓来，充塞全诗，它们显示了“精神的骚动”。总之，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
创新之二在于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诗歌表现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忧郁，他认为美的典型中存在不幸。忧郁是《恶之花》要表达的最强音。从整部诗集来看，诗人写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压抑处境。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诗人。忱郁是对现实生活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正如诗集初版时广告的说明和评论所说的：《恶之花》“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