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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放粮的说法，源自作家刘震云的
《温故1942》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
《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
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
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
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
《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
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
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
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