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杰出诗人白居易的
《长恨歌》不仅在当时妇孺皆知，传诵海内外，而且直至今天，在学习唐代诗歌时。对《长恨歌》主旨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而争论的要点就是《长恨歌》是一篇讽刺之作，还是一篇对
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颂吟。
要分析这篇文章首先要认识到我们与作者所处时代的差异，遵循“知人论世”的原则，对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心态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消解作品的历史偏见，独得自己的见解。那么，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这篇诗歌的创作缘由吧。在与白居易同一时代的史学家和传奇作家陈鸿曾写过一部
《长恨歌传》，而在这部书的最后部分提到了有关白居易作《长恨歌》的一些事情。陈鸿告诉我们《长恨歌》是白居易应唐人王质夫的要求作的。是要白居易用他“深于诗，多于情”的禀赋“为歌之”、“润色之”，使这一“希代之事”能够保持长久。而王质夫属白氏作诗的目的是有“警戒”意味的。在《长恨歌传》后文也提到了“怨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的目的。所以，这就是白氏为诗的“动机”，但并不能称之为“主题”。
紧接着又出现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在白居易完成《长恨歌》一诗后，为何请陈鸿为之作传呢？众所周知，《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
写作手法和感情基调有很大的不同，陈鸿纯叙事性的方法和客观冷静的视角使他本人更易抽身于男女欢爱之外，更易直抵“鉴训为本”的目的。既然如此，不妨说白居易要陈鸿为他的“诗”作传，是出于某种“弥补”和“填充”或是“润色”的目的。索性说明白，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的“忘我”使其忽略了本人与“诗中事”的距离，以致最终作品主题与原始动机发生偏差。当他意识到这点时，诗作已成，无可更改。他利用陈鸿史家的长处为诗作“传”，弥补了这个他自己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是为诗中优美的文辞和韵律所陶醉，更为
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缠绵悱恻、“忠贞不渝”的“爱情”所倾倒。人们认为，《长恨歌》的主旨就在于歌颂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长恨歌》甚至被视为古代爱情诗的经典之作。当然，诗人在诗作成之后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也就有了后来陈鸿所作的《长恨歌传》。
那么，尽管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初衷与作品的实际主题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即是说《长恨歌》的主题早已偏离了即定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但是，关于本诗的讽喻说自古一直流传至今，而它的爱情诗说是近代才大量出现的。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长恨歌》本身说起。在本诗的第一节，可以说诗人还是很清醒的，此时他并未忘记其写作动机，所以就有了“汉皇重色思倾国”等句。在陈婉俊补注的
《唐诗三百首》中，“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作了如下旁批：“七字一篇总纲。思倾国，果倾国也。欲而得之，何恨之有。”其中对李杨之恋及其导致的结果充满了否定和批评。他的“思倾国”为总纲正是持“讽喻诗”的论点。而讽喻说者也一直持这种论点。再者，在古代
封建社会，从当时的道德立场和社会立场上，多数人是不会提出爱情说的，更不可能支持这一论点。所以，这首诗的真正主旨就湮没在了滚滚的历史红尘之中。
然而，所要批驳的是，但就全诗的叙事结构来看，这个“首句为纲”的说法是立不住的。按陈婉俊的理解，“汉皇重色思倾国”的意思是说，由于重色轻朝政，最后连国运都给葬送了，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戒吗？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他才会发出“思倾国，果倾国也”的喟叹。“倾国”之于他是“葬送国运”的弥天大罪，非得讽喻匡正不可。但若是让我们考察一下诗句的逻辑联系和典故来源，便会发现更合理，更恰当的诠释：首先，“汉皇重色思倾国”不是一句完整的诗，它与紧接下来的“御宇多年求不得”存在内在的，构成整体的联系。仅仅半句话堪为全诗之“纲”，恐怕是真的玄了点儿。在这里，“汉皇”是春秋笔法，借
汉武帝写唐玄宗。一提起“武帝之恋”，便会立即想起有关李夫人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所以说，“倾国”在这里化作了亭亭玉立、绝世而存的美女形象，“思倾国”正是“怀佳人兮不能忘”的情结。“御宇多年求不得”的正是这样的“倾国美女”。开头两句十四个字，仅仅是“爱”的开端，而并非什么“倾覆天下”的绝笔。既然是这样，“思倾国”的讽喻说便不能成立了。
既然明确了《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也同时认清了《长恨歌》创作动机与实际主题的偏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区分的是另两个重要的概念，《长恨歌》写的是爱情，但不能说它的主题就是纯粹的“爱情”本身。
从全诗的结构分析，前三十句是“醒时同交欢”的朝朝暮暮情景，爱之深切是浮出字面的。写
安史之乱西逃蜀中过程的仅仅有短短四句，可见“政治教化”在本诗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写
马嵬兵变，贵妃之死的有八句，极尽无能为力、血尽泪垂的悲恸。然而写贵妃死后，朝思暮想，睹物忆人，海上仙山故事却占了大半部分的篇幅。所以说，尽管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叙事诗，仍然不可将其主题简单地界定为一个“爱”字，因为描写现世爱情的篇幅委实不多，更多的是繁华散尽后的绵绵相思和悠悠长恨，悲壮而冷漠。
我们似乎还应有所注意的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叙事的“立场”发生了自然的转移。起初，作者站在第三者旁观的角度上向读者娓娓道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诗人是旁观的。然而这样和谐的叙事立场却随着后来的惊世变乱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种种的心灵体验和感受，包括后面“海上仙山”的故事，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都说明，诗人已不是再用第三者的叙事立场来向读者们讲述一个爱情的故事，而是置身其中，把自我的心路体验和感受用“玄宗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这种现象在作品中如此明显的出现究竟是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诗人为何会把自身感受与玄宗心境贴合得那样自然？这是否说明诗人将自己的所感所想融入到玄宗这个角色之中呢？
其实，在这其中还另有隐情。令人丁毅、
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
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在
《白居易集》中有一首创作长恨歌五年之前（即贞元十六年）的诗歌颇值得关注：
寒闺夜
夜半衾绸冷，孤眠懒未能。
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 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
这种诗在白居易的一生里都是很少见到的。脂粉气和
闺怨气极浓。历代选本对该诗的评注也都是含糊其词。不禁又联想起传说中白居易青年时期与徐州女子湘灵的爱情悲剧。其实，这种跨越世俗之恋，从它的一开始便注定了悲剧的孽根。玄宗与贵妃的爱情，不也是一样吗？所以，正是这样复杂和矛盾的心灵痛苦，一方面是对贵妃身世命运的不平，一面又是融入了玄宗强烈的思念与感伤，便生成了《长恨歌》的主题。
至此，我们已经比较彻底地分析了《长恨歌》的种种。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我们并不能简单的把这首诗归结为讽喻诗或者是爱情诗，它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诗人的特殊经历
和特殊心情，也由于它的写作动机与文章本身的不同一而造就的特殊的成功的失败之作。也许，就诗歌而言，就是一篇千古的“长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