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属于内在修养要求，而“礼”属于外在行为规范，“德”与“礼”互为里表，构成了人格塑造的内外统一。周人认为要完成礼治，必须加强养德，这样社会秩序才会令人心服，因而礼制无疑促进了道德的深化又反过来有助于实现礼制。
体现在西周礼器上，周人与商人也自有异趣。商人礼器可谓一种奉神之器，周人礼器则含有一种戒人之意，礼器的固定化与社会的法制化是相适应的。周礼的思想和制度藏于尊爵鼎彝等神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寓含着法律条文的内容，这与商人偏重祭神功能和含糊人伦界定有所不同。由西周宫室建筑看，布局合理、规整、严谨，前堂后室连为一体，显然是依照宗法礼制，将生活场所和政务场所结合，体现出完整、系统、严密的“家天下”特征。在丧葬中，成批礼器也说明周礼的森严，其中尤以列鼎制度为甚。考古学证实，列鼎数目确因主人身份高低而有严格规定，其他随葬礼器多少也有相应的配置数目，都能反映出墓主生前的地位等级情况。这一切表明，西周的礼制确实得到强化，而道德自然要遵循礼制所规定的角色、如僭越，即为违礼，不愿安分守己而超越等级规定，便被视为道德品质出现问题，就会受到社会谴责。
由于周人坚持宗法制，殷人“孝”的思想也是“礼”的基础。殷人固然强调“孝”，但没有具体详细的实施。而周人不但建立起“孝”的权威，而且制定出较为完备的条律。他们相信祖宗鬼魂的存在，以向先祖献孝来加强周族的团结。同时对父母的奉养、服从、尊敬更切实地付诸日常生活中。因而，“孝”这一道德要求，成为周人重要的道德纲领。他们倡导敬祖，结合社会现实，道德规范具有能动性和有效性，使“天人合一”的宗教思想延展到“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由宗教到伦理，是商周文化转变的重要特征。“以祖为宗，以孝为本”，家族血缘扩展到政治领域，自然形成合理有机的体制。
在宗法礼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道德意识也深入人心。因而，在周礼的框束下，形成普遍的道德追求，以此建构起人人必遵的道德观念，形成社会的有序运转。谁若大逆不道，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总而言之，周人的敬德保民还是要服膺天命，但比较一下《商书》和《周书》就会发现，二者在宣扬天命时所强调上天授命的条件是有差别的。《商书》在讲上天授命给有德者以及有德者才能保天命时，德的内容重神而抽象，而《周书》所宣扬的周先王之德和诉说殷纣王的不德就重人而具体。周代形成的一套道德伦理规范，归结起来不外以“父权”为轴心的“社会伦理”和以“君权”为轴心的“政治伦理”，而这也正是天命的实际内容。他们极力宣传所建立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天帝的决定，“天秩有典”“天秩有理”，事实上是借用天命来神化社会的等级区分和人伦关系，遵从上天的命令和安排当然也是有德的表现。周人正是将天上人间结合起来，把“天命无常”和“敬德保民”连为一体，这体现出周人以德配天、注重人事的理性精神。只有周王有权祭天，那么不管春耕秋收，他都要率臣民求佑谢恩，人们相信人事可以影响天神的那种巫术成分。因而人间治理得好，便以为天降福祚；人间治理得不好，便以为天降灾殃。久而久之，周王一方面仿佛成为天神的化身，操持着天神的诸种事务，以君临国家统率万民；一方面又必须恭谨从事，以民为鉴，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正如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所说，周人极端尊崇天的说话都是对殷人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都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周人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也就是说，周人对天又怀疑又崇拜：怀疑只在统治集团内部讲，强调“敬德保民”才是治国之本；崇拜则对全社会讲，利用天命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完全是统治上的需要，而恰恰也说明周人头脑的清醒。
但是到了西周末年，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势力的发展，人们的神权和王权意识都在削弱。劳动人民的逃亡反抗，新兴封建势力的扩张，王室贵族之间的内讧，使僭越违礼之事层出不穷，既冲击着贵族专政的世卿世禄制，也不断动摇着上帝的权威。人们对上帝的怀疑和诅咒，对自然界变化的唯物解释，使西周以来的统治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在这种新形势下，一方面统治者仍然宣扬自然变异是天在赏善罚恶，是人们违反道德规范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们的天、德、礼、孝等思想观念，则产生了巨大的动摇和革新。这样，西周“敬德保民”的确曾带来过欣欣向荣的国势，但由于坚持不力，导致后世失政，最后造成西周覆亡。随着统治机构的崩溃，天命受到诘问，而民本思潮由此而兴，不能不说西周的道德、秩序完成了其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建立在敬德保民基础上的天神观念，在西周时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它一方面保留了自然界百神之长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宗法礼制的保护者，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纠缠在一起分辨不清。这种情况使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形成天人关系的难解难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总不能分道扬镳，道德似乎便是一种天道与人德的结合。而由于西周天命神学的主要内容是为宗法国家作理论上的辩护，所以后来的中国文化对天命神学无论是继承、改造还是批判，都是围绕着对宗法制度的不同态度而展开。这种情形也就规定了中国文化以政治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而不是把客观解析自然万象作为积极目标。尽管后来不断有人探究人主宰万物的能量，但总是很难反拨历史的巨大惯性。夏、商、周形成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实在造就了传统观念的深刻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