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生辰：1929年10月15日
祭日：1948年5月25 日
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v王二小
张嘎子
加上个小萝卜头
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伟，1920年旧历八月二十生于四川自贡。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她最崇拜苏联女英雄“丹娘”；狱中难友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感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刘伯承（1892－1986）
中国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家境贫寒，自幼发愤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时代即萌发了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思想。1911年，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克丰都县城的作战中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同年秋，结识了共产主义者杨暗公、吴玉章等。1924年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与朱德、杨暗公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1927年冬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此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并提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的专门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到上海，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于1934年底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这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了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在进入大凉山时，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接着，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9月底，率部挺进山西，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所部进行的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著名战斗，痛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日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社）辽（县）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日伪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下，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残酷的“扫荡”。同时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与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所部反击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指挥上党战役，一举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接着，又挥师东向，发起邯郸战役，歼敌两个军大部，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巩固了华北解放区，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对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焊然发动全面内战。与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十个月内连续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解放了大片地区，与其战场互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
1947年6月底，根据党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巧妙地调动和迷惑了敌人。随后疾速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同年9月起，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直出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同年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了西南战役，出色地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的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推进现代化、中规划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巨大努力。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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