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5-09
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一般地说来,它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大都不相同,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谓“艳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正扼要地说明了这种不同。
从内容上看,南朝民歌大都是情歌,且多作女子口吻,基调是哀怨、缠绵的,象国风《木瓜》《溱洧》所表现的那种自由的爱情,《蹇裳》中“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种口吻;汉乐府《有所思》里那种坚强的态度,在南朝民歌里难以见了。国风也表现相思,表现失恋,如《将仲子》、《牧童》,但不象南朝民歌那样柔弱。而南朝民歌这种软绵绵的调子,很投合贵族文人的趣味,他们竟相仿作,客观上对宫体诗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形式上,一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它的出现为绝句奠定了基础。二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是《子夜歌》。三是双关语的广泛运用。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隐语,有一底一面,约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同字,如“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读曲歌》),用药名“散”双关聚散的“散”,用黄连的“苦”相关想思的“苦”。另一类是同音异字,如“燃灯不下柱,有油那得明》”(《读曲歌》),用点灯的“油”双关理由的“由”,但“明”字却又属前一类。最常见的双关语大体有:莲——怜,莲子——怜子,丝——思,篱——离。《子夜曲》:“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如残机,何悟不成匹。”“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鸣。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这些巧妙的双关语,增加了语言的活泼与委婉。鲁迅说:“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且介亭杂文集 门外文谈》)
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要数《木兰诗》。这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从军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和《孔雀东南飞》同称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异曲同工,前后辉映。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洵是的论。
北朝民歌在艺术形式上很有特点,语言质朴无华,表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没有巧妙的双关语,也没有一唱之叹的袅袅余音,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这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裁上,北歌虽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与古体和杂言体,这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是显著的、巨大的,它继承了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南北朝绮靡的诗风下,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它是一种新力量、新血液。
1、以体裁言,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五言四句的小诗,汉民歌中虽已经出现,但为数极小,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绝句的真正的源头要算是南北朝民歌。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眺等已纷起模仿,但还是一种尝试,至唐代,便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而和音乐的结合上几乎垄断了唐三百年间的歌坛,并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汉代民歌中杂言体虽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篇幅都较小,象《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2、表现手法上,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来,低徊入衣裙,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闻我来,宾客隘村墟。”一连用了四个“喜”连成排比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喜女来”等脱化而来的。此外,象李白《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都是信而有征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提炼口语入诗,也是从乐府而来。
唐五代以后,写男女绝情的小词,在意境上、语言上,也受了民歌不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