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教育家，在中国是孔子，在希腊是苏格拉底（Socrates），两人至今尚为世人称颂不已。
一 一个历史上的巧合
有人说，苏格拉底和我国的孔子有若干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人将他比做希腊的孔子，将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比做希腊的孟子。因为从若干的事实对照起来看，苏氏和孔子确有多少类似之处。第一、他们俩出生的时代很接近。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四六九年（我国周元王七年），恰当中国孔子死后十年的光景，两人活的岁数几乎相同，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苏氏于公元前三九九年（我国周安王三年），七十岁的时候被迫服毒而死。第二、他们的容貌都谈不上好看。我国的孔子名丘，因为他生来就有一个高耸突出的前额而得名，这一个不大相称的面庞，谈不上英俊和潇洒；至于苏格拉底的相貌，可能比孔子更丑。据威尔杜兰在其所著「西洋哲学史话」（The Story of Philosophy）里的记载，说他有光秃的头，大大的圆脸，深陷的眼眶，宽阔而朝天的鼻子，活像一个挑夫;（注一）。有的书上更说他有一个便便的大腹，如此这般的一幅古怪相，再配上蹒跚的脚步，自然是够难看的了。第三、他们生的时代也很相似。孔子适在周室式微的春秋时代，五霸跋扈，诸侯兼并，动乱频仍，民不聊生，他寝不安席，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思所以行其道。苏格拉底出生在雅典，当时的希腊半岛，也是城邦（City-States）纷立的时代，较强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如果没有外侮的入侵，各城邦间的纷争总是继续不断。第四、他们都是伟大教师的典型。孔子那种忧道不忧贫的精神，和正人心辟邪说的毅力，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苏格拉底在世时，经常批评政治，攻击诡辩学派，那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同样深为世人所景仰。孔子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苏格拉底终日苦口婆心教导雅典青年的热诚，都不愧是古今教师的楷模！
二 幽默风趣的性格
苏格拉底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的职业是雕刻，母亲是一个产婆。少年时期他曾抱着继承父业的理想，一度学习雕刻，终因没有兴趣而中止。但喜欢研究哲学、天文和几何。苏氏的妻子名叫灿蒂柏（Xanthippe），颇有悍名。夫妻的感情并不和睦，因为这位大师终日坐在雅典的大街上，或在神庙前，和一般青年讲学论道，既不要束修，也没有其它谋生的职业，从不关心自己的妻小。所以在妻子的眼光中，苏格拉底是一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是一个只带回麻烦而不带回面包的懒虫。苏氏常自称为「牛虻」，他的妻子也这样叫他。牛虻是吸牛血的蝇子，她竟将丈夫比做家中的吸血鬼，平时夫妻间勃溪常起；可是每当灿蒂柏大发雷霆的时候，这位大哲学家总是默默的抗议，使强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据说有一次，在苏氏仍作无言的抗议时，他的妻子气闷不过，在盛怒之下，将一桶水泼浇在丈夫的头上，这位大师只微笑着说：「我知道在阵雷之后，一定会有疾雨的。」
其实，他们夫妻的感情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坏，平时虽不免常有勃溪，但一到紧要关头，夫妻的真情便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当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灿蒂柏便痛哭不已，泪流满面。到这个时候，这位哲人仍然很轻松的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劝她回家吧！我一生最怕见女人流眼泪了。」她的妻子哭着说：「苏格拉底，你是冤枉的呀！你不能无罪而死啊！」却想不到他回答说：「我无罪而死，死得很光明磊落啊！难道要我有罪而死吗？」
苏格拉底是天生的幽默大师，无论在甚么时候，他都能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当他面临死亡的一刹那，他的弟子们都痛哭失声，他仍然是妙语如珠，冲淡了不少的悲哀气氛。有一位弟子劝他在临死前换下那件破旧的长袍，他坚持不肯，同时说：「我生前即穿着这件破旧的衣服，难道穿着它，死后不能见上帝吗？」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克雷多（Crito）说的：「克雷多，我还欠阿克勤比斯（Asclepius）一只雄鸡，请别忘记还给他。」
三 勇者的画像
苏格拉底生时，雅典的思想界，诡辩学派（Sophists）的学说正在风行。他们对知识持彻底怀疑的观点，对任何事物的真实性都不相信，而谓世界上没有确实的知识；仅教人如何从事辩论，如何赢得辩论，但决定辩论的关键，恒不以真理为依据。诡辩学派在评断知识时，常说吾人只有主观的意见，而无客观的真理。普罗泰格拉斯（Protagoras）是此派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曾说：「人为万物的权衡（Man is the measureof all things）。」该派的理论要点，可综括为三：(一 )以感官为知识的来源；(二)以个人为真理判断的标准；(三)以怀疑为知识寻求的目的。他们对知识所持的观点，可以说是非不明，真伪不分，对青年们的不良影响极大。
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攻击不遗余力，他曾批评说，诡辩派之领导青年，有如盲者引领盲者，焉得不同归于尽呢？我国有一句俗话：「盲人骑瞎马。」苏氏的批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要挽救堕落的人心，慨然以教导青年为己任，不怕危险，不顾讥辱，每天照例走到十字街头或众人聚集的地方，和一般青年人讨论人生的种种问题。他痛诋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嘲骂贵绅与强豪，终于招致小人的忌怨。苏氏崇奉贵族政治，和民主派的当权者阿乃德也极不相能；他信奉一神论，和雅典的多神思想也大相径庭。在多种原因的凑合下，这位伟大的哲人终于斗不过黑暗和罪恶而倒下去了。首先米烈多士（Meletus）控告他三种罪名：（一）侮慢本国的神，(一)信奉异端的神，(三)假藉教育手段以蛊惑青年。按雅典的法律规定，对于侮蔑本国的神，而信奉异端的神，应处死刑。可是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果有机会逃出国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钱赎罪。有的弟子劝他借机逃走；有的弟子和朋友愿意代他赎罪，都被他拒绝了。为了维护真理和正义，他表示不能这样做，潜逃和赎罪等于向邪恶屈服。临刑前说：「服从国法，是市民的义务。」于是这位七十高龄的大哲学家，为真理而殉难，在弟子们的呜咽声中与世长辞了。
苏氏是西方智慧的代表，终生为维护真理而奋斗，为教育青年而努力，和邪恶对抗，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我国孟子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话苏格拉底可当之无愧了。他坚持着正确的理想，勇敢奋斗，不受威胁，不为利诱。虽不幸遭遇到悲惨的下场，而他的人格已光耀后世，他的声誉已永垂千古。
四 思想和言论
古代希腊的哲学研究，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分水岭。在他以前，从泰利士（Thales）开始，到赫拉克利特（Haraclitus）、巴门尼第斯（Parmenides）、毕泰格拉斯（Pythagoras）和恩庇道格拉斯（Empedocles）等人，都偏重宇宙和自然的研究，探讨宇宙的根源，寻求万物的本体，对于人生问题多未注意。到了苏格拉底，才扩大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开始注意到人类本身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他曾说，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是些什么问题？是心灵问题，是人生问题，是道德问题，是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片刻也不能分离的。苏格拉底就这样开创了人生哲学的新领域。
我们现在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哲学是人所发明创造的，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研究和解决人生的问题，但是几千年来的知识发展，我们「知物」而「不知人」。目前，物质文明突飞猛进，住有摩天大厦，穿有呢绒绸缎，行有飞机汽车，并可到其它星球探险，到海底游历，新的发明创造，日新月异，光怪陆离，目不暇给。但相反地，人类的道德堕落，世风日下，物欲横流，战乱频仍。科学支配了人性，邪恶湮没了良心，所以罗素（B. Russell）说，人类仍受陈腐观念的作祟，因而有种族的歧视和竞争。我们眼看着人类对本身问题的愚昧无知，彷徨失措，面对着三千多年前这位大哲学家的过人智慧，能不羞愧吗？苏格拉底常引用德尔斐庙（Temple of Delphi）所镌的一句名言「知汝自己（Know thyself）」来告诫世人，实可为现代人类愚昧行为的箴规，陈腐观念的药石。
（一）知即德说
苏格拉底一生没有著作，他的言行和思想是靠他的弟子柏拉图和齐诺芬替他记述流传下来的。其中与教育最有关系的，是他的伦理思想。在道德理论方面，他属于幸福主义者，也是哲学思想中最崇高的一部分。在伦理学中，他将「幸福」（Happiness）和「德」（Virtue）的概念分析得很详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苏氏谓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但他所指的幸福，不专指快乐。他认为人类要获得幸福，生活必须有节制，因为中庸之道（Moderation）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从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中证明，苏格拉底的中庸理论并不是禁欲主义（Asceticism）。他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指物质生活的快乐，而是特别强调祛除心灵中的忧虑，和致力于知识的获得。
苏氏以智慧（Wisdom）统摄诸德，以「知即德说」（Knowledge is virtue）为其伦理学理论的主旨。他认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别善恶，在平时的行为实践中，就知道为善去恶。没有人会故意作恶的，因为故意作恶，可使他本身感觉不快。凡人的作恶，皆由于愚昧无知，所以智慧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恶。这就是苏格拉底「知德合一」的理论张本，他把知识和道德二者，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了。
在他的「知即德」的理论下，他常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彻底了解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洞察自己行为的未来后果，批评并调和自己的欲望，针对更远大的目标，将之从浑沌中导入更富于创造的和谐境界，那么对受过教育而富有社会经验的人，这种反省也许可给予他们以理想的道德标准；但对于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无法建立起他们的道德反省的意识，唯有用教育的力量，使他们不断的追求知识，增加他们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才能实践善的行为。
他一生引导青年走上较大范围的人生真理之路，以此真理来衡量一个真正人的生活。所以他说，良好生活的艺术，乃是艺术中的最高艺术。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探求正确的个人思想以及正确的知识，重视日常道德上的各种问题。他坦白承认旧教育的变迁乃是不可避免之事；他探索着在教育上建立个人道德的新基础，以代替为国家服务而训练的老观念。
我们了解，「知德」是道德教学的范畴；「行德」是道德实践的范畴，道德重在实践，只知德而不行德，等于不知。知德者可能行德，也可能不行德，若干学者倡导「知行合一」，事实上这是一个希望达成的目标，少数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做得到，要求人人都如此，那只是一个理想。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理想根本不能实现，苏格拉底便说：「因为不能实现就坏吗？假若一幅图昼，画着一个尽美尽善的美人，你能说因为并非实有其人，那张图画就是坏的吗？最完美的理想，是批评实际的标准。」
（二）教育目的和方法
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求至善和品德的培养及心理能力的发展；并以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在求得至善，人类之所以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则在致力于道德的修养，以完成理想的人格。苏氏承认客观真理之存在，同时又主张自我努力的必要；前者为知，后者为德；知德合一乃苏格拉底理想中的人格。他的用意在以道德为具体的间架，以知识为抽象的内容，而建立一表里兼赅的体系。他以「友谊」、「勇敢」、「谦逊」等为道德之概念，而人格的扩大，即系于观念知识的充实。而「知汝自己」或内省（Insight），则为达到此教育目的之不二法门。
苏格拉底和人讨论有关问题时，常用诘问法，又称苏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这种方法有下列的几种特点：……怀疑的，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由怀疑而引出问题，这不是表示苏格拉底傲慢自大，或自命为智者；事实上恰好相反，苏氏本是非常谦虚的。他常说：「我知道自己的愚昧，我非智者，而是一个爱智的人。」此外，苏氏所谓「怀疑」是研究学问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别于古代希腊怀疑论者之所谓的「怀疑」；前者以怀疑为方法，作为探求真知的手段；后者以怀疑为目的，始于怀疑，而终于怀疑，结果则毫无所得。……是谈话方式的，这是诘问法的第二特点。在讨论时，采用谈话的方法，以辩论为技术，而寻求真理和概念的正确定义。其真理的发现，是在讨论和问答法中进行，所以有人叫这种方法为「产婆法」，为知识接生的艺术（The art of intellectual midwifery），以为知识原存于对方的心灵内，不过他自己因受其它错误的观念所蔽，而没有发现罢了。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它问题的数据，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第二、青年们要想学习，必与交谈，由交谈而建立友谊，由于友谊建立在双方的情感基础之上，这样才有助于问答的进行。于是爱求知识和增进友谊二者，构成苏格拉底方法进行中的基本要素。……;是概念的和定义的；他在问答中，想把许多模糊的概念找出正确的定义来。他常问：「何谓正义？」「何谓名誉？」「何谓德性？」「何谓道德？」「何谓爱国？」「何谓你自己？」苏氏所最关心的，便是诸如此类的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他这种坚持精确的定义，清晰的思想，及精细的分析态度，给雅典青年不少的助益。他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的教导，无非认为知识之目的是使概念获得正确的定义。
苏格拉底的整个方法，是启发的（Heuristic），又可叫探求法（A method of finding）。经过归纳过程而归结到一个定义。亚里士多德（Aristatle）曾说：「归纳和定义二者，恰可归功于苏格拉底。」……（注二）罗素则称之为辩证法（Dialectic method）。不过他说，这种以问答寻求知识的方法，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巴门尼第斯（Parmenides）的弟子齐诺（Zeno）似乎早已用过了。（注三）即使如此，在古代希腊运用辩证法较为成功的人，则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后者显然是受前者的影响。
五 苏格拉底思想的影响
苏格拉底为古代希腊思想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的出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相继成为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实在大成问题。他三人在哲学上的成就，造成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此时的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很相似。在我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相继出现，也构成了我国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在其中儒家的思想是主流，由于儒家孔、孟、荀的继起，奠定了儒家在中国数千年永传不坠的学术基础。
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当时混乱的雅典思想界，有振聋发瞶的作用；苏格拉底的人格，对于一般趋炎附势的雅典公民，也有使「贪夫廉」「懦夫立」的启示作用。
在哲学方面，他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影响至巨。他对后世的贡献大致有三：
（一）对哲学方法的改进－建立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初步基础；
（二）是有系统研究知识条件的第一人－建立认识论（Epistemology）的体系；
（三）构成伦理学的体系－建立道德科学。
关于归纳法的发展历史，在近代虽经培根（Francis Bacon）的倡导，始成为研究科学的重要方法，但不是说在培根以前就没有人用过；相反地，这种方法早在希腊古代已经有人在注意和使用它了。苏格拉底就常用这种方法。事实上苏氏的诘问法，是「综合」和「分析」相互为用的方法，本质上就是辩证法。这种方法对柏拉图的影响很大，在他的对话录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柏氏以辩证法为建设概念知识的方法，而为思想的艺术，尝称辩证法包括两个步骤：(一)综合特殊而为一个概念；(二)分析概念而用于特殊。在思考的过程中，前者即是类化（Generalization），后者就是分类（Classification）。很明显的，这是得自师门谪传。
在认识论方面，苏格拉底应属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在古代，认识论之派别的划分虽不比近代明显，但从各哲学家们的主张中，可以找出其理论的渊源。例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理性主义者；伊壁鸠鲁（Epicurus）和斯多噶学派（Stoics）应属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亚里士多德虽师事柏拉图，但他在认识论上的主张，是走折衷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路线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来源是理性（Reason），真实的知识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是形式的而非偶然的，是永恒的而非变动的。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近则影响柏拉图；远则对近代的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儿（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勃尼兹（Leibnitz ）等人均有莫大的启导作用。
至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思想，对柏拉图的影响更大，两人都属于伦理的幸福主义，柏氏在主观上认为至善即幸福，在客观上将善的概念看作和上帝相一致；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应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藉德性与智慧之助，变得和上帝相似，以道德和智慧为幸福的主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他与苏格拉底的见解颇相契合。苏氏以智慧统摄诸德，柏氏则将德目列为最高的四种－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不过他特别指出智慧在德性中占最高的地位。但在实用方面，两人的主张则稍异：苏格拉底将实践道德建基于功利主义或权宜主义（Expediency）之上；柏拉图则放弃功利的观点，认为道德应有其独立的价值。
另外，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所持「中庸」的看法，对亚里士多德的启示很大。亚氏认为人是理性动物，过着理性生活，追求至善的价值。至善的生活才有幸福，但幸福不等于快乐，快乐可随着道德行为而来，而是道德行为的次要结果。这和苏氏的观点颇为一致。亚氏更认为良好的生活必须有道德的修养，对于道德的评价须赖合理的态度。所谓合理的态度，就是道德的中庸观点，中立不倚，不趋极端，无过与不及（Excess and deficiency）之弊。例如勇敢在粗鲁和怯懦之间，慷慨在奢侈和吝啬之间，谦逊在羞怯和傲慢之间。所谓勇敢、慷慨、谦逊等均是美德，本身有其适中性和调和性，既不失之于偏激，又不失之于迂缓。因过犹不及，均与中道不合。显然亚氏的中庸说，是导源于苏格拉底的。
笔者认为苏格拉底对后世的最大贡献，是他首先树立了西方伟大教师的风范。自西方历史中看，教师工作从开始就不受人重视，雅典叫一部分从事教师工作的人为「教仆」。他们之中有的虽具有很好的学识，但却属奴隶的身分，平时伴送主人的子女到校读书，回家后陪读；即是自名为智者的诡辩学派者，也不过是到处流浪，全赖出售知识以糊口，根本不受人尊重。当前欧美的社会里，仍视教师为教书匠，和其它的木匠、锁匠一样，教师和学生之间似乎纯粹是一种金钱与知识的交易，一点也看不出像我国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但苏格拉底则是例外：他很受青年们的敬仰。他的智慧，照亮了学生的心灵；他的勇敢殉道精神，为青年们树立了守正不阿的楷模。
柏拉图自二十岁起师事苏氏，前后八年。苏格拉底亡故时，柏氏才二十八岁，对于老师的死，由于爱莫能助，感到非常伤心。最后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开始到各地游历。苏氏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此他蔑视雅典的民主，憎恨无知的群众，增强其对实现贵族政治的决心；他的名著「共和国」（Republic）的构想，可能在此时已开始在其心中孕育着了。柏氏因受苏格拉底的陶冶，变成一个酷爱智慧的青年，他非常敬爱他的老师。他常说：「我感谢上帝赐我生命，成为希腊人而不是异邦人；赋我以自由民的身分而不是奴隶；使我生为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是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柏氏这种尊师重道的热诚，完全是受苏格拉底的精神感召所致。因为苏氏出身平民，生活刻苦，而且平易近人，热情洋溢，加之幽默风趣，妙语如珠，故能使受教者如坐春风，自然潜移默化。
一 一个历史上的巧合
有人说，苏格拉底和我国的孔子有若干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人将他比做希腊的孔子，将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比做希腊的孟子。因为从若干的事实对照起来看，苏氏和孔子确有多少类似之处。第一、他们俩出生的时代很接近。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四六九年（我国周元王七年），恰当中国孔子死后十年的光景，两人活的岁数几乎相同，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苏氏于公元前三九九年（我国周安王三年），七十岁的时候被迫服毒而死。第二、他们的容貌都谈不上好看。我国的孔子名丘，因为他生来就有一个高耸突出的前额而得名，这一个不大相称的面庞，谈不上英俊和潇洒；至于苏格拉底的相貌，可能比孔子更丑。据威尔杜兰在其所著「西洋哲学史话」（The Story of Philosophy）里的记载，说他有光秃的头，大大的圆脸，深陷的眼眶，宽阔而朝天的鼻子，活像一个挑夫;（注一）。有的书上更说他有一个便便的大腹，如此这般的一幅古怪相，再配上蹒跚的脚步，自然是够难看的了。第三、他们生的时代也很相似。孔子适在周室式微的春秋时代，五霸跋扈，诸侯兼并，动乱频仍，民不聊生，他寝不安席，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思所以行其道。苏格拉底出生在雅典，当时的希腊半岛，也是城邦（City-States）纷立的时代，较强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如果没有外侮的入侵，各城邦间的纷争总是继续不断。第四、他们都是伟大教师的典型。孔子那种忧道不忧贫的精神，和正人心辟邪说的毅力，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苏格拉底在世时，经常批评政治，攻击诡辩学派，那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同样深为世人所景仰。孔子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苏格拉底终日苦口婆心教导雅典青年的热诚，都不愧是古今教师的楷模！
二 幽默风趣的性格
苏格拉底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的职业是雕刻，母亲是一个产婆。少年时期他曾抱着继承父业的理想，一度学习雕刻，终因没有兴趣而中止。但喜欢研究哲学、天文和几何。苏氏的妻子名叫灿蒂柏（Xanthippe），颇有悍名。夫妻的感情并不和睦，因为这位大师终日坐在雅典的大街上，或在神庙前，和一般青年讲学论道，既不要束修，也没有其它谋生的职业，从不关心自己的妻小。所以在妻子的眼光中，苏格拉底是一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是一个只带回麻烦而不带回面包的懒虫。苏氏常自称为「牛虻」，他的妻子也这样叫他。牛虻是吸牛血的蝇子，她竟将丈夫比做家中的吸血鬼，平时夫妻间勃溪常起；可是每当灿蒂柏大发雷霆的时候，这位大哲学家总是默默的抗议，使强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据说有一次，在苏氏仍作无言的抗议时，他的妻子气闷不过，在盛怒之下，将一桶水泼浇在丈夫的头上，这位大师只微笑着说：「我知道在阵雷之后，一定会有疾雨的。」
其实，他们夫妻的感情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坏，平时虽不免常有勃溪，但一到紧要关头，夫妻的真情便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当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灿蒂柏便痛哭不已，泪流满面。到这个时候，这位哲人仍然很轻松的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劝她回家吧！我一生最怕见女人流眼泪了。」她的妻子哭着说：「苏格拉底，你是冤枉的呀！你不能无罪而死啊！」却想不到他回答说：「我无罪而死，死得很光明磊落啊！难道要我有罪而死吗？」
苏格拉底是天生的幽默大师，无论在甚么时候，他都能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当他面临死亡的一刹那，他的弟子们都痛哭失声，他仍然是妙语如珠，冲淡了不少的悲哀气氛。有一位弟子劝他在临死前换下那件破旧的长袍，他坚持不肯，同时说：「我生前即穿着这件破旧的衣服，难道穿着它，死后不能见上帝吗？」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克雷多（Crito）说的：「克雷多，我还欠阿克勤比斯（Asclepius）一只雄鸡，请别忘记还给他。」
三 勇者的画像
苏格拉底生时，雅典的思想界，诡辩学派（Sophists）的学说正在风行。他们对知识持彻底怀疑的观点，对任何事物的真实性都不相信，而谓世界上没有确实的知识；仅教人如何从事辩论，如何赢得辩论，但决定辩论的关键，恒不以真理为依据。诡辩学派在评断知识时，常说吾人只有主观的意见，而无客观的真理。普罗泰格拉斯（Protagoras）是此派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曾说：「人为万物的权衡（Man is the measureof all things）。」该派的理论要点，可综括为三：(一 )以感官为知识的来源；(二)以个人为真理判断的标准；(三)以怀疑为知识寻求的目的。他们对知识所持的观点，可以说是非不明，真伪不分，对青年们的不良影响极大。
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攻击不遗余力，他曾批评说，诡辩派之领导青年，有如盲者引领盲者，焉得不同归于尽呢？我国有一句俗话：「盲人骑瞎马。」苏氏的批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要挽救堕落的人心，慨然以教导青年为己任，不怕危险，不顾讥辱，每天照例走到十字街头或众人聚集的地方，和一般青年人讨论人生的种种问题。他痛诋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嘲骂贵绅与强豪，终于招致小人的忌怨。苏氏崇奉贵族政治，和民主派的当权者阿乃德也极不相能；他信奉一神论，和雅典的多神思想也大相径庭。在多种原因的凑合下，这位伟大的哲人终于斗不过黑暗和罪恶而倒下去了。首先米烈多士（Meletus）控告他三种罪名：（一）侮慢本国的神，(一)信奉异端的神，(三)假藉教育手段以蛊惑青年。按雅典的法律规定，对于侮蔑本国的神，而信奉异端的神，应处死刑。可是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果有机会逃出国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钱赎罪。有的弟子劝他借机逃走；有的弟子和朋友愿意代他赎罪，都被他拒绝了。为了维护真理和正义，他表示不能这样做，潜逃和赎罪等于向邪恶屈服。临刑前说：「服从国法，是市民的义务。」于是这位七十高龄的大哲学家，为真理而殉难，在弟子们的呜咽声中与世长辞了。
苏氏是西方智慧的代表，终生为维护真理而奋斗，为教育青年而努力，和邪恶对抗，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我国孟子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话苏格拉底可当之无愧了。他坚持着正确的理想，勇敢奋斗，不受威胁，不为利诱。虽不幸遭遇到悲惨的下场，而他的人格已光耀后世，他的声誉已永垂千古。
四 思想和言论
古代希腊的哲学研究，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分水岭。在他以前，从泰利士（Thales）开始，到赫拉克利特（Haraclitus）、巴门尼第斯（Parmenides）、毕泰格拉斯（Pythagoras）和恩庇道格拉斯（Empedocles）等人，都偏重宇宙和自然的研究，探讨宇宙的根源，寻求万物的本体，对于人生问题多未注意。到了苏格拉底，才扩大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开始注意到人类本身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他曾说，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是些什么问题？是心灵问题，是人生问题，是道德问题，是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片刻也不能分离的。苏格拉底就这样开创了人生哲学的新领域。
我们现在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哲学是人所发明创造的，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研究和解决人生的问题，但是几千年来的知识发展，我们「知物」而「不知人」。目前，物质文明突飞猛进，住有摩天大厦，穿有呢绒绸缎，行有飞机汽车，并可到其它星球探险，到海底游历，新的发明创造，日新月异，光怪陆离，目不暇给。但相反地，人类的道德堕落，世风日下，物欲横流，战乱频仍。科学支配了人性，邪恶湮没了良心，所以罗素（B. Russell）说，人类仍受陈腐观念的作祟，因而有种族的歧视和竞争。我们眼看着人类对本身问题的愚昧无知，彷徨失措，面对着三千多年前这位大哲学家的过人智慧，能不羞愧吗？苏格拉底常引用德尔斐庙（Temple of Delphi）所镌的一句名言「知汝自己（Know thyself）」来告诫世人，实可为现代人类愚昧行为的箴规，陈腐观念的药石。
（一）知即德说
苏格拉底一生没有著作，他的言行和思想是靠他的弟子柏拉图和齐诺芬替他记述流传下来的。其中与教育最有关系的，是他的伦理思想。在道德理论方面，他属于幸福主义者，也是哲学思想中最崇高的一部分。在伦理学中，他将「幸福」（Happiness）和「德」（Virtue）的概念分析得很详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苏氏谓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但他所指的幸福，不专指快乐。他认为人类要获得幸福，生活必须有节制，因为中庸之道（Moderation）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从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中证明，苏格拉底的中庸理论并不是禁欲主义（Asceticism）。他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指物质生活的快乐，而是特别强调祛除心灵中的忧虑，和致力于知识的获得。
苏氏以智慧（Wisdom）统摄诸德，以「知即德说」（Knowledge is virtue）为其伦理学理论的主旨。他认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别善恶，在平时的行为实践中，就知道为善去恶。没有人会故意作恶的，因为故意作恶，可使他本身感觉不快。凡人的作恶，皆由于愚昧无知，所以智慧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恶。这就是苏格拉底「知德合一」的理论张本，他把知识和道德二者，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了。
在他的「知即德」的理论下，他常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彻底了解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洞察自己行为的未来后果，批评并调和自己的欲望，针对更远大的目标，将之从浑沌中导入更富于创造的和谐境界，那么对受过教育而富有社会经验的人，这种反省也许可给予他们以理想的道德标准；但对于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无法建立起他们的道德反省的意识，唯有用教育的力量，使他们不断的追求知识，增加他们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才能实践善的行为。
他一生引导青年走上较大范围的人生真理之路，以此真理来衡量一个真正人的生活。所以他说，良好生活的艺术，乃是艺术中的最高艺术。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探求正确的个人思想以及正确的知识，重视日常道德上的各种问题。他坦白承认旧教育的变迁乃是不可避免之事；他探索着在教育上建立个人道德的新基础，以代替为国家服务而训练的老观念。
我们了解，「知德」是道德教学的范畴；「行德」是道德实践的范畴，道德重在实践，只知德而不行德，等于不知。知德者可能行德，也可能不行德，若干学者倡导「知行合一」，事实上这是一个希望达成的目标，少数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做得到，要求人人都如此，那只是一个理想。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理想根本不能实现，苏格拉底便说：「因为不能实现就坏吗？假若一幅图昼，画着一个尽美尽善的美人，你能说因为并非实有其人，那张图画就是坏的吗？最完美的理想，是批评实际的标准。」
（二）教育目的和方法
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求至善和品德的培养及心理能力的发展；并以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在求得至善，人类之所以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则在致力于道德的修养，以完成理想的人格。苏氏承认客观真理之存在，同时又主张自我努力的必要；前者为知，后者为德；知德合一乃苏格拉底理想中的人格。他的用意在以道德为具体的间架，以知识为抽象的内容，而建立一表里兼赅的体系。他以「友谊」、「勇敢」、「谦逊」等为道德之概念，而人格的扩大，即系于观念知识的充实。而「知汝自己」或内省（Insight），则为达到此教育目的之不二法门。
苏格拉底和人讨论有关问题时，常用诘问法，又称苏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这种方法有下列的几种特点：……怀疑的，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由怀疑而引出问题，这不是表示苏格拉底傲慢自大，或自命为智者；事实上恰好相反，苏氏本是非常谦虚的。他常说：「我知道自己的愚昧，我非智者，而是一个爱智的人。」此外，苏氏所谓「怀疑」是研究学问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别于古代希腊怀疑论者之所谓的「怀疑」；前者以怀疑为方法，作为探求真知的手段；后者以怀疑为目的，始于怀疑，而终于怀疑，结果则毫无所得。……是谈话方式的，这是诘问法的第二特点。在讨论时，采用谈话的方法，以辩论为技术，而寻求真理和概念的正确定义。其真理的发现，是在讨论和问答法中进行，所以有人叫这种方法为「产婆法」，为知识接生的艺术（The art of intellectual midwifery），以为知识原存于对方的心灵内，不过他自己因受其它错误的观念所蔽，而没有发现罢了。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它问题的数据，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第二、青年们要想学习，必与交谈，由交谈而建立友谊，由于友谊建立在双方的情感基础之上，这样才有助于问答的进行。于是爱求知识和增进友谊二者，构成苏格拉底方法进行中的基本要素。……;是概念的和定义的；他在问答中，想把许多模糊的概念找出正确的定义来。他常问：「何谓正义？」「何谓名誉？」「何谓德性？」「何谓道德？」「何谓爱国？」「何谓你自己？」苏氏所最关心的，便是诸如此类的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他这种坚持精确的定义，清晰的思想，及精细的分析态度，给雅典青年不少的助益。他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的教导，无非认为知识之目的是使概念获得正确的定义。
苏格拉底的整个方法，是启发的（Heuristic），又可叫探求法（A method of finding）。经过归纳过程而归结到一个定义。亚里士多德（Aristatle）曾说：「归纳和定义二者，恰可归功于苏格拉底。」……（注二）罗素则称之为辩证法（Dialectic method）。不过他说，这种以问答寻求知识的方法，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巴门尼第斯（Parmenides）的弟子齐诺（Zeno）似乎早已用过了。（注三）即使如此，在古代希腊运用辩证法较为成功的人，则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后者显然是受前者的影响。
五 苏格拉底思想的影响
苏格拉底为古代希腊思想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的出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相继成为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实在大成问题。他三人在哲学上的成就，造成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此时的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很相似。在我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相继出现，也构成了我国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在其中儒家的思想是主流，由于儒家孔、孟、荀的继起，奠定了儒家在中国数千年永传不坠的学术基础。
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当时混乱的雅典思想界，有振聋发瞶的作用；苏格拉底的人格，对于一般趋炎附势的雅典公民，也有使「贪夫廉」「懦夫立」的启示作用。
在哲学方面，他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影响至巨。他对后世的贡献大致有三：
（一）对哲学方法的改进－建立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初步基础；
（二）是有系统研究知识条件的第一人－建立认识论（Epistemology）的体系；
（三）构成伦理学的体系－建立道德科学。
关于归纳法的发展历史，在近代虽经培根（Francis Bacon）的倡导，始成为研究科学的重要方法，但不是说在培根以前就没有人用过；相反地，这种方法早在希腊古代已经有人在注意和使用它了。苏格拉底就常用这种方法。事实上苏氏的诘问法，是「综合」和「分析」相互为用的方法，本质上就是辩证法。这种方法对柏拉图的影响很大，在他的对话录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柏氏以辩证法为建设概念知识的方法，而为思想的艺术，尝称辩证法包括两个步骤：(一)综合特殊而为一个概念；(二)分析概念而用于特殊。在思考的过程中，前者即是类化（Generalization），后者就是分类（Classification）。很明显的，这是得自师门谪传。
在认识论方面，苏格拉底应属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在古代，认识论之派别的划分虽不比近代明显，但从各哲学家们的主张中，可以找出其理论的渊源。例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理性主义者；伊壁鸠鲁（Epicurus）和斯多噶学派（Stoics）应属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亚里士多德虽师事柏拉图，但他在认识论上的主张，是走折衷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路线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来源是理性（Reason），真实的知识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是形式的而非偶然的，是永恒的而非变动的。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近则影响柏拉图；远则对近代的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儿（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勃尼兹（Leibnitz ）等人均有莫大的启导作用。
至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思想，对柏拉图的影响更大，两人都属于伦理的幸福主义，柏氏在主观上认为至善即幸福，在客观上将善的概念看作和上帝相一致；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应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藉德性与智慧之助，变得和上帝相似，以道德和智慧为幸福的主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他与苏格拉底的见解颇相契合。苏氏以智慧统摄诸德，柏氏则将德目列为最高的四种－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不过他特别指出智慧在德性中占最高的地位。但在实用方面，两人的主张则稍异：苏格拉底将实践道德建基于功利主义或权宜主义（Expediency）之上；柏拉图则放弃功利的观点，认为道德应有其独立的价值。
另外，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所持「中庸」的看法，对亚里士多德的启示很大。亚氏认为人是理性动物，过着理性生活，追求至善的价值。至善的生活才有幸福，但幸福不等于快乐，快乐可随着道德行为而来，而是道德行为的次要结果。这和苏氏的观点颇为一致。亚氏更认为良好的生活必须有道德的修养，对于道德的评价须赖合理的态度。所谓合理的态度，就是道德的中庸观点，中立不倚，不趋极端，无过与不及（Excess and deficiency）之弊。例如勇敢在粗鲁和怯懦之间，慷慨在奢侈和吝啬之间，谦逊在羞怯和傲慢之间。所谓勇敢、慷慨、谦逊等均是美德，本身有其适中性和调和性，既不失之于偏激，又不失之于迂缓。因过犹不及，均与中道不合。显然亚氏的中庸说，是导源于苏格拉底的。
笔者认为苏格拉底对后世的最大贡献，是他首先树立了西方伟大教师的风范。自西方历史中看，教师工作从开始就不受人重视，雅典叫一部分从事教师工作的人为「教仆」。他们之中有的虽具有很好的学识，但却属奴隶的身分，平时伴送主人的子女到校读书，回家后陪读；即是自名为智者的诡辩学派者，也不过是到处流浪，全赖出售知识以糊口，根本不受人尊重。当前欧美的社会里，仍视教师为教书匠，和其它的木匠、锁匠一样，教师和学生之间似乎纯粹是一种金钱与知识的交易，一点也看不出像我国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但苏格拉底则是例外：他很受青年们的敬仰。他的智慧，照亮了学生的心灵；他的勇敢殉道精神，为青年们树立了守正不阿的楷模。
柏拉图自二十岁起师事苏氏，前后八年。苏格拉底亡故时，柏氏才二十八岁，对于老师的死，由于爱莫能助，感到非常伤心。最后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开始到各地游历。苏氏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此他蔑视雅典的民主，憎恨无知的群众，增强其对实现贵族政治的决心；他的名著「共和国」（Republic）的构想，可能在此时已开始在其心中孕育着了。柏氏因受苏格拉底的陶冶，变成一个酷爱智慧的青年，他非常敬爱他的老师。他常说：「我感谢上帝赐我生命，成为希腊人而不是异邦人；赋我以自由民的身分而不是奴隶；使我生为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是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柏氏这种尊师重道的热诚，完全是受苏格拉底的精神感召所致。因为苏氏出身平民，生活刻苦，而且平易近人，热情洋溢，加之幽默风趣，妙语如珠，故能使受教者如坐春风，自然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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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5-06-25
孟子与苏格拉底的思想相似之处：
（1）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
苏格拉底也认为“善是人的内在灵魂”。
（2）孟子承仲尼之志，称述尧舜及三代德政，孜孜追求仁政王道；
苏格拉底，对政治具有执著、热烈、卓越的观察力，立志改革社会现。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华夏族，周朝诸侯国邹国（今山东省邹城）人。
他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代表作《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顾左右而言他》。
苏格拉底（希腊语：Σωκράτης，英译：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公民陪审员，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更被后人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他身为雅典的公民，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
尽管苏格拉底曾获得逃亡的机会，但他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他逃亡后雅典将再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
第2个回答 2008-07-11
都是实行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