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王敦、苏峻之叛，等等，灾祸迭起，死人无数。
魏晋时期畸形文化不受欢迎
魏晋又是一个“礼崩乐坏”，多姿多彩的时代，士大夫一个个宽衣大袖，倜傥风流，手持麈尾，口吐玄言，服药行散，饮酒长啸，更甚者则散发垢面，裸袒箕踞，与猪共饮。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幅独放异彩的历史画卷。正因为魏晋仕人的行为表现独特，所以也就很难得到后世士大夫的理解。
东晋后期，著名的道教思想家葛洪就在其著作中对此大加抨击：“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也对此亦曾痛加贬责：“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朱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当代文学重新认识“魏晋风度”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当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崩溃与重建的时期，知识分子中也产生出同魏晋士大夫相类似的心态，魏晋人的独特风姿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理解重视与欢迎。
思想界的章太炎、鲁迅，哲学界的冯友兰，史学界的陈寅恪、钱穆，美学界的宗白华，文学界的刘师培、刘大杰，等等，纷纷涌至魏晋历史之中开辟领地，耕耘收获，领略魏晋名士的别样风采。在这些学术大师的研究下，人们重新发现这个魏晋乱世的独特魅力。
宗白华指出：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性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冯友兰亦云：晋人的精神面貌具有一种“超越感、解放感”。
鲁迅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一次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详细地讲述了魏晋人的各种特异风姿，并指出这种风采是由政治的黑暗和士大夫心中的痛苦所铸造的。并首次提出“魏晋风度”这一概念，用来概括“三曹七子”、阮籍、嵇康、陶渊明等魏晋仕人群体的诗文特点与精神面貌。
为什么”魏晋风度”受文人欢迎
“魏晋风度”受到后世有些文人的欢迎，因为这些文人能结合当时历史去理解这些魏晋士人的苦闷。并且从这些人荒诞的言行中看到了人性的解放，对自由的追求。最为重要的是让知识分子看到了，“魏晋风度”所表现的荒诞解决了长久以来文人面临的矛盾：内在的精神超越和外在的功名利禄追求之间的矛盾，个体的欲望和社会的规范准则之间的矛盾。
生在魏晋乱世，儒家思想的地位受到猛烈的冲击，文人的精神世界一片混乱，理想追求也逐渐破灭，稍有不慎还有性命之忧。在这时竹林七贤就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认为儒家的学说是虚伪的，儒家的礼法是对理想人格的阻碍和束缚。因此他们放弃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选择在自然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在乎世人对他们的看法，也不去官场苦苦周旋，彻底摆脱外在的束缚。
总之“魏晋风度”受文人欢迎的原因如下：
首先，敢于同传统对抗，敢于同社会对抗
魏晋文人表现出来所谓的“魏晋风度”，实际上就是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言行举止才表现出非常大胆不在乎礼法的条条框框。他们对政权也避之不及，整日醉酒不管政事。这种行为是大多数文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可是他们却做到了，这是魏晋士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崩溃之后，试图以自己的反抗来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一点非常难得，也非常让后人敬佩。
其次，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大多分为两种。一种为天下太平，百姓安康兢兢业业；一种为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阿谀奉承。
阮籍
但是在魏晋时期出现的这一批士人，他们生逢乱世，却举足无措，只能追求自我精神上的自由。在这里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并把这中自我意识带入文学创作中。如这一时期阮籍创作的《咏怀诗》，极力表现他内心的孤独与矛盾，深沉感人，文学价值极高。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吟咏自己苦闷的文学作品，文人知识分子不在立足于苍生己任，而是从自己出发，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
最后，在精神空虚无所寄托时有情感的共鸣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人可能会遇到相同的境遇。也许仕途不顺，也许会遇到身边的人不理解。每当这时，就会突然理解这些魏晋名士所展现出来的“魏晋风度”。或是顺流而下消极避世，或是逆流而上积极应对，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结果是好还是坏，都能在魏晋名士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综上所述，要用思辨的眼光去看“魏晋风度”，它是魏晋文人生活失去目标，道德失去规范，生命失去价值，人生失去归宿后，人们陷入极度焦虑困惑的一种精神状态。后世的文人当面临类似的状况时，就会慢慢理解和接受“魏晋风流”，他们也能从这些魏晋名士的身上得到启发，从而缓解他们当前面临的困惑与压力，找到新的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