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王高峰宋红锦文/图
新乡市经济开发区杨屯村村医杨全鸿行医46年来，很多病人在他的诊所里看病不掏钱，只是病好时打一张欠条，久而久之，欠条所累计的款项高达40万元。
每当谈起病人一天比一天好时，杨全鸿就笑得像个孩子；每当谈起自己四十多年的从医经历时，他又潸然泪下。
他做的事充满了争议，面对着家人的不支持、外人的不理解，杨全鸿说他受尽了委屈。
杨全鸿崇拜毛主席，他把毛主席的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一些人时，他们却不屑地回话：“拉倒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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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医人无数，积累的最大财富竟是40万欠条
4月23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新乡经济开发区杨屯村头的杨全鸿诊所。
“你得等等，给精神病人看病更得小心和谨慎，他们不会说自己哪儿有毛病。”看到记者，64岁的杨全鸿一边开药一边给记者打招呼说。
足足半个小时，杨全鸿把病人处理妥当，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杨全鸿18岁时不幸患上了脓毒败血症，在新乡县医院整整昏迷了9天才醒过来，医疗费花去了6000元钱，在上世纪60年代，这就是天文数字。
杨全鸿说：“好在舅舅在医院里当医生，医院看到我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免掉了3000元。”从此以后，杨全鸿立志要当一名医生，让乡亲们看病少花钱。
1969年，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在杨屯村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在行医过程中，他发现农村很多精神病患者成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能不能用中药治疗精神病，这个念头让杨全鸿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杨全鸿几十年如一日系统地研究和实践中药治疗精神病，先后到河南精神病医院、新乡医学院进修学习。他研究出的加减法治疗精神病为全国独创。
“46年了，不容易呀！来找我看病的都是苦人、穷人，有的来时身无分文，不看，那不是咱的心。”杨全鸿说，“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就有赊账的，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到了90年代，才有人给我打欠条，打就打吧，多少算是个交待。”
杨全鸿从柜子里抱出了一大摞旧纸新纸交错的欠条，记者看了看，多的欠有七八千元，少的也有三五百元，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外地甚至外省的病人家属留下的字据。为了印证欠条的真实性，杨全鸿全部登记了地址和联系方式。
“咱不是为了要账，而是堵一些人的嘴。”杨全鸿说，“有些人听说欠条的事，死活也不信，就连家人也觉得我不正常。家人说，为人民服务也不是让你干赔钱的买卖。”
记者在欠条里发现一张当日的欠条。正在陪儿子看病的汤阴县白营镇杨庄村的崔民说：“这是我给杨医生打的欠条，实在是没钱了。”
崔民说：“其实这欠条也就是白条，家里穷得叮当响，也没钱还杨医生。”
40万元的欠条在别人眼里是笑话，但在杨全鸿的心里却是自己的财富。
4月3日，杨全鸿的父亲去世，很多病人的家属来吊唁。到4月15日父亲下葬时，家里来了800多人，除了村里帮忙的乡亲，其他都是自己看过的病人及家属，本乡的、外乡的，本县的、外县的，本省的、外省的。杨全鸿说：“就是现在咱死了，只要有人说‘这人还不赖’就行了，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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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刀吃官司，誓让病人看到生活的希望
“他干的活儿就像喂老虎，说不定啥时候就吃亏了。”杨全鸿的老伴儿刘志琴很担心。
杨全鸿说，精神病人的世界和我们常人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常人也难以理解，作为一个医生，特别是乡村医生，要是没有点胆气和恒心，很难坚持下去。
为了给精神病患者看病，杨全鸿被病人打过，还被病人持刀扎过，甚至还为此摊上了官司。
1999年，安阳市的一个病人看病时竟然带着刀，虽然当时病人有家属陪同，但稍一疏忽，杨全鸿右胳膊下方还是被扎了一刀，当时就血流如注。封丘县一病人曾一拳把杨全鸿打成了“熊猫眼”。濮阳市的一个病人曾把诊所砸了个稀巴烂。
最让杨全鸿心痛的是，2001年，原阳县福宁集乡巴寨村一农妇因精神病被丈夫张保山送到了杨全鸿的诊所。杨全鸿说，当时张保山就带来一个冬瓜，还有20斤面，称家里没有钱，要去外地打工挣钱。当时杨全鸿就要求得有陪护，但其丢下妻子就走了。“整整在我这儿治了3个月零5天，没给我一分钱。由于他妻子精神不正常，趁人不注意就出走了。”杨全鸿回忆说，“我找了她三天也没找到，结果几天后发现死在十几里地外的关堤乡。”这时，病人的家属找到杨全鸿，要求他赔偿损失。最后，打官司杨全鸿赔了7万元。
“看病并不完全是这倒霉事，更多的是好事，是积福的事儿。”每当提起自己看好的病人回归社会时，杨全鸿就眉飞色舞。
濮阳县子岸乡刘寨村的刘振涛在2002年因高考差5分没能上大学，得了抑郁症，他父亲刘会昌带着260元钱找到了杨全鸿。
“看了几个月后，刘振涛的病基本上全好了，可欠了我一笔账，这时刘会昌就说，孩子也不大，不行就跟你学医吧，只当给你帮忙还账。”杨全鸿说，“我看到孩子怪机灵，就同意了。”
刘振涛跟了杨全鸿两年，出师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也开始了行医之路。
“因为这事还成就了一个好姻缘呢。”杨全鸿高兴地告诉记者，“刘振涛回家行医后，一个叫李瑞娜的姑娘因病找到了他，看了几个月后，姑娘的病没有彻底好，就求助我。我把姑娘接到诊所看病。结果在看病期间，她和刘振涛互相产生了好感，等出院后两人就结婚了。”
但说起自己看好的病人，杨全鸿兴高采烈：“很多家长都要孩子认了我，给我当干儿子、干女儿，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只要能看好更多人的病，他们就是欠我一辈子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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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业，太多的苦难自己承受
如今，杨全鸿除了医生的头衔外，同时还兼职厨师、采购等工作，偌大的诊所上上下下就他一个人在忙活。
“说到底，还是没有钱，人家的事业都是越做越大，可我是越做越小，就连老伴儿都不怎么答理我。”杨全鸿无奈地说，“由于欠账的太多，家人也常劝我别瞎折腾了，都60多岁的人了，家里又不是养不了你。”
杨全鸿有时实在是没法了，只有向老伴儿刘志琴求助，她是退休工人，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杨全鸿说：“早上，我在诊所做好早饭，就打电话给她说，早饭做好了，你来诊所吃吧。其实是哄着她吃过饭帮自己干点活儿。”刘志琴生气地说：“我比他还大3岁，都快七十的人了，要不是他一直打电话，我才不来呢，不挣一分钱，天天让家里倒贴他。”
为了节省开支，杨全鸿就在诊所前的空地上种菜，能不买就不买，病人及家属全部在诊所吃饭，一天5元的伙食费让杨全鸿常常捉襟见肘。
杨增运是杨屯村的村民，笑着对记者说：“现在就是一碗凉皮也得四五块，根本不够吃。”杨增运早年丧妻，一个人领着两个儿子过，平时有病来诊所看病，杨全鸿念他困难，10多年来没有要过一分钱。如今，杨增运如果不出去打工，就会来诊所做义工。他说，杨全鸿太难了。
“俺在这儿看了十几天了，明天就得回老家了，每次都是杨医生接送我们到车站，真不知说什么好。”山东省东明市城关镇董庄村的董铁良说。
“明天早上我得6点起床，用三轮车把他俩送到车站，再回来看病。”杨全鸿一边切菜一边苦笑说，“我这医生干得有点窝囊，天下哪有病人看病，医生管吃住和接送的。”
如今很多人都成了杨全鸿的朋友和亲人，他的付出得到了病人及家属的尊敬和爱戴，他也两次被省卫生厅评为“河南省优秀乡村医生”。
走到诊所的二楼，墙上及三个房间里都挂满和堆满了病人送来的锦旗和玻璃匾，大大小小有四五百个。病友们都知道杨全鸿崇拜毛主席，送玻璃匾时都印上毛主席的像。
杨全鸿说，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他说，自己从小崇拜毛主席，诊所距毛主席到七里营的视察田纪念馆就几分钟的路程，每当自己感觉坚持不下去时，就到那儿转一转。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得给老百姓办好事，不能让群众背后戳脊梁骨，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为人民服务，但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干下去。”杨全鸿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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