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病对于15岁的
鲁迅打击很大，使得鲁迅深恨那些庸医，他觉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他还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正是因为这个想法他立下了学医救国之志，选择了学医之路，同时也成为他对西方文化实行“
拿来主义”开放原则的最初实践。 父亲的病逝对鲁迅的志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对鲁迅触动最深的是：鲁迅如何看待人生。鲁迅12岁时，由智兴房的一个被奉为将来一定要中状元的长房少爷一下子变成乞食者，以一个12岁少年的敏感和尊严感，时常受到奚落和讽刺，受到所有人的压迫及人间的冷漠，咀嚼着鲁迅的骨髓，这些让鲁迅的心从此明晰起来，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门槛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而更主要的是，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宅院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却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儿时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布民就更不必说了，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的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入自家大门，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的震惊。正如他自己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家道中落使鲁迅对人情的冷漠和世态的炎凉有了深刻的认识。有一次
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鲁迅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 广州学生问鲁迅为什么憎恨旧社会，鲁迅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景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憎恨这个社会。”可见这段经历对少年鲁迅的影响很大，这也使得他有可能从被损害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体会社会人生。但同时，作长子的鲁迅还要过早地承担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但这种家族的责任感与一个12岁的无力一旦结合起来所产生的不协调的紧张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鲁迅被这种紧张压抑着，内心的协调被损伤着，决定着他个体生命只能以痛苦的方式来肯定存在，社会生活里也永远不能进入一种完全合理的框架里进行辩论，只能从否定者的姿态表达自己，在《父亲的病》中可以完全看出鲁迅富有特色的文化反思意识：一是重主观、轻客观，重内省、轻实践，重含混、轻实体的“巧人”文化观念，“医者，意也”；一是消极的“宿命”观念，“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一是以封建伦理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消失了”，可以说由“名中医”、“奇特的药引”、“怪谬理论”所构成的独特的文化形态，由父亲的病所内化的激愤和压抑，是鲁迅情感心理的一种基本表现模式，涵盖了他对
中国文化的基本的反思和认识，并在其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审美烙印，从他离开了s城去寻找“别一样的人”，到把名字列在
仙台医专，再到对父亲的病的记忆在他创作中的多维度感情辐射，无不鲜明地贯穿和体现这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