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后,便征集签名。第二天,吴晗手持稿子来到朱家请求朱自清签名,朱自清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随的人,签名后便让家人把“配给证”退回。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肾疾病逝世。临终,还不忘叮嘱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因自己是在声明上签过名的。
如今回顾吴晗们发起的这次签名活动,我想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发动高校教师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适。当时,这低价的美国面粉,对于这些教师及其家人的生存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实在是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确实能够救死扶伤的国际性经济援助,不管能赋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义性质总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吴晗们把这种援助彻底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所不妥。不过,吴晗们当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对美蒋是他们其时的工作任务。他们终日寻找着可对美蒋进行打击的机会。当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被他们发现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第二,吴晗们动员教师在这种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字时,是否应该多少选择一下对象。这种性质的声明,签名者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毕竟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无关抗议宏旨。因此,那种家累过重、身患重病、特别需要这种“救济粮”的人,是否就应该不动员他们签名,甚至他们主动要求签名也应该婉言谢绝呢?而朱自清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放过”的人。在吴晗们发动签名时,朱自清其实已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营养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恶化,全家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对此,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在拒绝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得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朱闰生在《魂牵梦绕绿杨情——记父亲朱自清与扬州》中也说,1948年春夏,朱自清“身体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六月九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也说:“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看了吴晗的回忆,了解了朱自清当时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我想,人们有理由问一声:既然朱自清当时处于这种状态,为何不能不请朱自清在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名?——但这个问题对于吴晗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朝这方面想,后来回忆时,也只有自豪感充溢于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义精神,一定会有可怕的后果。“文革”初起,吴晗即受到非人的对待、以致于惨死狱中,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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