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疑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1952年突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人曾经怀疑是受斯大林的影响，是不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因为周恩来1952年8月率团赴莫斯科，曾与斯大林多次会谈，9月24日回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国“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以及同苏联谈判情况的汇报。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所以提出上述怀疑，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经过我们详细查阅档案材料，没有找到证实这种怀疑的任何证据。苏联档案公布后，也未发现这方面的任何线索。倒是有相反的证明。在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毛泽东特地借刘少奇1952年10月去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当面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由此可以断定，总路线的提出，并非受斯大林的影响，而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提出来的。
那么，1952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根据是什么？是凭主观愿望，还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和需要？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党原来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还是持这种观点。例如毛泽东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就说过，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遥远的将来”。但到1952年，毛泽东的观点变了，他提出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
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毛传》中认为主要是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发生了一些超出毛泽东原来预计的变化。第一，在抗美援朝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第二，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营由1949年的43.8%上升到1952年的67.3%，超过了私营。经过“五反”，私营工商业已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土改后农村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发展起来，农村中继土改之后又一场更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悄然兴起。这三个变化，特别是工商业领域中公私比重的变化，促使毛泽东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当时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有关。在“五反” 即将结束，全国的土改已基本完成的时候，1952年6月，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是在经济运行中，不断解决困难、从而不断提高生产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的。拿工商业改造来说，当时的情况是，私营工商业者自愿地要求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样可以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使生产得到发展。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一般说来，国营高于公私合营，公私合营高于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一切国家资本主义又高于私营。
总的说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有缺点，主要是搞得过于急促（特别是农业的合作化），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同当时的一种理论指导有关。这个理论观点反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里面：“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 问题就在“惟一”二字。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并加以发挥。他修改提纲时，在这句话之后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掀起一个革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出发点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理论观点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如果将过渡的时间拉长一些，稳步前进，肯定会更好。本来毛泽东设想的是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急于求成，采取了一些行政命令的办法，尤其是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仅用三年的时间就仓促完成了，因而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尽管如此，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我国终究建立起作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在这个转变（或革命）过程中，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逐年上升。从1953年到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2%，超过了同期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逄先知从《毛泽东传》谈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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