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太完善。
《法经》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
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约成书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该书已失传。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法经》分《盗》、《贼》、《网》、《捕》、《杂》、《具》6篇。
扩展资料：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法经》的编订，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以公布新的法律条文。
到战国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诸国法”，修订出《法经》六篇，包括盗、贼、囚、捕、杂、具。
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
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洽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
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
①淫禁
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
②狡禁
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
③城禁
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
④嬉禁
关于赌博的禁令。
⑤徒禁
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
⑥金禁
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
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法经
《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携带李悝《法经》入秦，主持秦国变法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确立了新的封建制，改“法”为“律”，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商鞅变法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在深度和广度上可以说是战国时期最为成功的一次社会改革，使秦国成为国力强盛，制度先进的大国，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封建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子产，春秋末期政治家，法家学派的先驱。公元前543年到公元前522年任郑国执政，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将法律条文铸在刑鼎上，公布与众，史称铸刑书。使郑国在向封建制转型的道路先迈了一步，这是中国法律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事件，它宣告了中国奴隶制法律形式的结束，拉开了封建成文法的诞生的序幕，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成文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邓析，春秋末期政治家，法家学派的先驱，曾任郑国大夫，邓析的“竹刑”：即子产铸刑书之后，郑国大夫邓析于公元前502年自行修订的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晋杜预于《左传》注中说：邓析“欲改郑所铸刑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称竹刑”。 邓析的“竹刑”最初属于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后来邓析因为政治纷争，被执政者杀害，但由于他私收门徒、传授法律，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执政者所接受，进而成为官方的法律。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的思想，重视法律，主张“事断于法”，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魏相李悝为保障变法的顺利进行“撰次诸国法”即考查各国成为法，吸收各国立法经验，制定出魏国的基本法《法经》。《法经》原文早已经失传，在篇目结构上，《法经》共有6篇：－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囚法》或者《网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盗法》和《贼法》列在法典之首。《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已比较广泛，其基本特点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思想。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268.html?tp=0_11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2、简介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过不太完善。《法经》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首先，它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其次，它的体例和内容对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其历史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上看，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