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0-21
本文通过金融危机中中国FDI的“独立行情”以及“两税合一”后假外资不减反增等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提出颇具中国特色的研究对象——返程投资，从微观角度揭示返程投资的影响因素，并建立VEC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是中国返程投资的影响因素是“可实现差别待遇”和资本管制等制度变迁。虽然税收、汇率、房价以及资本管制力度对返程投资规模都有影响，但从影响程度看，影响返程投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汇率，其次为资本管制力度和房价，税收影响较小。
关键词：返程投资 “可实现差别待遇” 资本管制 影响因素
JEL分类号：F21;F31;P33
一、引言
转型经济中有很多现象往往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返程投资（Round-tripping FDI）就是其中之一，国内俗称为“假外资”。经济学家一般在研究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问题时，偶尔会涉足返程投资，故又名过渡性资本外逃（Intermediate Capital Flight）。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假外资”屡见不鲜，近年来与“热钱”（Hot Money）一道，成为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较为关注的话题。
与“热钱”一样，“假外资”难以精确定义。顾名思义，返程投资属于双向运动的资本（Two-way Capital Flow），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先流出再流入，即资本流出为流入融资，UNCTAD（2007）定义为一个经济体境内投资者将其持有的货币资本或股权转移到境外，再作为直接投资投入该经济体的经济行为。一类是先流入再流出，即FDI为资本流出融资。这类返程投资是国外经济学家研究颇多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是典型案例。狭义的返程投资仅指货币资本的跨境往返运动，属于寻租套利型。广义的返程投资还包括反向并购导致的股权的跨境转移上市等，属于融资增值型。
本文对返程投资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统计观察和问题：1．为什么中国在遭遇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时能够独善其身，尤其在FDI指标上？图1从来源地结构阐述了原因。2005年后来自香港的FDI一枝独秀，无论从规模和占比上都远超过其它国家（地区），呈现“L”型特征。2．为什么“两税合一”的税收政策于2008年伊始执行，返程投资却不减反增。外资企业享受优于内资企业的税收待遇一直是为人诟病的“超国民待遇”，也是学者们解释返程投资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然而，套利政策解除后，为什么返程投资仍然盛行，这需要继续深入探寻其他影响因素。
有通过计量探讨其影响因素。经济学家关注返程投资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后，私人资本经历了10多年的沉寂后又大规模流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工业化国家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重新发现，另一种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自有资本的回流，即返程投资。以Dooley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资本外逃的经济学家发现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不同，这次资本流入的形式不仅有贷款形式，更多的是股权（FDI）等多种形式，因而他们倾向于第二种解释，他们认为应当有超越统投资组合模型的解释框架，解释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双向流动现象——为什么一方面借入资本，另一方面又发生资本外逃。围绕返程投资，经济学家从规模估算和辨认、影响原因、福利效应和流动渠道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就返程投资的规模估算辨认和影响原因两个相关研究角度进行文献综述。
Kant（1996）综述的计算资本外逃的三种方法——直接法、间接法（剩余法）和Dooley方法是计算返程投资规模的基础。Lardy（1995）估计中国返程投资的规模占FDI的25%。亚洲开发银行（2004）统计，中国有40%的FDI经由香港和群岛地区来自内地。世界银行（2002）认为香港流向大陆的FDI大多数是返程投资，其估计值1996年为FDI的50%，1998年为42%，1999年为40%，2000年为38%。Xiao（2004）的返程投资估计值是FDI的30-50%，其中40-60%来自于香港。经济学家估计的规模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上都认同亚洲金融危机后返程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大多数来源于香港。国外经济学家运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等方法对资本外逃和正常的资本流动（包括返程投资）进行辨认区分，分析FDI是否为资本外逃融资、资本外逃是基于本国经济环境还是“超国民待遇”。Schneider（2003）认为拉美和非洲地区资本外逃比正常的资本流动多，而亚洲地区相反，尤其是中国返程投资异常突出。
资本外逃的原因是讨论返程投资影响因素的起点。Kant（1996）归纳的两个重要假说被广泛接受：一是投资气候（the Investment Climate Perspective），二是差别待遇（the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Perspective）。前者基于经过汇率调整后的资产收益差，即东道国是否存在超高利润，理论基础是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后者则基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差别税收、投资或汇率保证以及优先偿还非居民债务等“超国民待遇”和风险差异。Lessard and Williamson（1987）指出投资气候视角只能解释资本的单向流动（One-way Flow），而不能解释资本的双向流动，而差别待遇视角能够解释。他们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弥补投资环境的缺陷，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对国外资本的政策待遇超过了本国的国民待遇，使得居民和非居民面临非对称的风险，驱使本国居民先输出资本，再以国外投资者的“假外资”身份回流，享受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Dooley（1988）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国内外投资者面临两种不同的风险，国内居民主要受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影响，国外居民主要受违约风险（东道国的偿债能力）影响，他深入分析了返程投资的平衡点，即政府对非居民资产采取征税或管制，以提高其风险，当返程投资者认为内外部风险相等时，则逐步停止流动。Kahn and Haque（1985）认为国内外居民面临的非对称的资本剥夺风险也是导致返程投资的原因。寻求财产和产权保护也是返程投资的重要原因。Xiao（2004）积极呼吁中国返程投资的正效应，认为返程投资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基于国内利润的不断创造增加，通过利润的回流形成再投资，从而产生返程投资的乘数效应。除了差别待遇外，国内金融体系和资本管制的低效率是返程投资的重要原因
第2个回答 2020-10-21
影响个人投资理财的方式有哪些？根据老前辈们的经验，下面这5点是关键。
一、获利能力
不同的理财产品，获利能力也不同。除了理财产品本身的特点，获利能力还与投资者本身的投资技巧，资金情况相关，此外投资情况还受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二、可流动性
也就是指资金提现是否方便，是否可以随时支取。例如活期存款就具有较高的资金流动性，可以随时支取。而基金定投则到了一定期限才可以支取，投资房产等固定资产，资产的流动性也较低。一般，流动性越高，收益越低。
三、风险程度
在投资理财中，风险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收益越大，风险越高。例如银行活期存款风险小，但收益也相应较低，而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大，风险高，但相应的投资回报也更高。所以投资者在投资前一定要了解清楚自己的财务情况、家庭情况，综合考虑性格、年龄等因素，对自己的风险抵抗能力做出评估，选择恰当的理财产品。
四、投资期限
投资期限的长短受投资者投资目标、资金情况以及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例如为孩子准备教育储备金可能就会选择资金定投等方式进行长期投资。对于可支配资金较少的投资者则会选择短期投资，避免资金周转不灵。投资期限与投资风险密切相关，一般投资期限越长，风险越低，长期投资可以为投资者带来充分的增值与扭亏为盈的机会。投资期限一般可以分为长期投资、中期投资、短期投资三种。
影响个人投资理财的因素有哪些？看完本文之后，相信大家都已经心里有数了吧
第3个回答 2020-10-21
市场，政府政策，行业走势等等
第4个回答 2020-10-21
影bai响企业发展的因素很多，du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管理理念的滞zhi后性。
国有企业向dao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时，许多企业十分重视自身组织结构的转变，汲取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科层管理体制，大部分企业采取的扁平化管理体制，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董事长、总经理、事业部等领导体制迅速构建，对促进领导作风的改变、保证科学决策和政令畅通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实际管理中却暴露出新旧体制转换中的冲击与碰撞。其中最重要的是管理理念的滞后，没有根本上从″以制度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的理念上来。许多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习惯于过去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从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甚至在管理跨度和管理纵深上还明显带有不适应的状况。有些部门和个人经验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的倾向依然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等随意性管理也较为严重。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重形式轻内容，重表面轻实质，重口号轻落实所造成的局面，使企业的总体战略和模式在运作中走样，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凝聚力和诚信度。
（二）人员素质的反差性。
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人的素质的竞争，这一道理已成为许多企业的共识，但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管理干部和员工对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思想素质、专业技能、科学文化知识、技术水平、心理状态、社会交际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有的差距还十分明显。
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上是企业尚没有健全和完善的培训教育机制。主观上的原因则是主要方面。一些人随着地位的提高没有及时地学习；一些人随着改革调整中机构的自然升格，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质的改变；一些人则是长期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只注意对上级领导和具体事务的应付，并没有着力提高自己的能力；一些人满足于尚能完成基本任务而缺少较高的责任心，等等。因此，人员素质与职务、岗位的反差使工作缺乏创造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容易产生满足现状，因循守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严重地影响着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三）现代意识缺位性。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员工对转变观念、勇于创新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执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还缺乏主观能动性，一些干部和员工停留在上级抓一抓，下边动一动的状态。特别是在形象意识、公众意识、沟通意识、互惠意识、信誉意识、战略意识、科学意识和创新意识等现代意识上，只知其然，不只其所以然；只停留在口头上而缺乏实践性。更不要说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实质、理论意义、战略地位和指导意义的深刻理解了。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些人主观上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改造的淡化与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和自身的脆弱；激励中对物质和金钱的强化与偏颇；管理中的惩罚多于奖励；经营中的风险尚未真正传递到每一个人，致使工作缺乏前瞻性、预见性和先进性。
（四）员工行为的习惯性。
企业体制发生变革以后，广大员工开始逐步接受新的管理机制。但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当前，部分员工中还存在着几个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倾向性的问题。
一是“铁饭碗”意识衍生出的雇佣行为。“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还在部分员工中存在，分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大锅饭的弊端还没有彻底根除，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是官商作风滋生出的惰性行为。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客上门，得过且过的倾向依然存在。
三是从众意识衍化出的散漫行为。不冒尖、不抢先；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稍有不如意就怨天尤人、满腹牢骚。
个别管理干部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和事佬；有问题推上怨下、有成绩夸夸其谈；不愿负责、不敢负责的现象较为严重地阻隔了领导与群众的联系。
这些思想和行为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格格不入的，是与中新公司腾飞计划极不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