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Cho-yun Hsu)，1930年7月出生于江苏无锡，曾在台湾省和美国学习，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台湾省、美国和香港的许多著名大学任教。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汉代农业》、《西周史》、《历代河流》等。历史学家，台湾史圈资深人士，被誉为“台湾省改革开放的推手”。许先生也是台湾省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叔祖。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1956年至1962年)
副研究员(1962年至1967年)
研究员(1967年至1971年)
通信研究员(1981年至1997年)
研究员(1997年-)
中央研究院杰出研究员(1989年、1999-2000年、2003年、2004年、2006年)
国立台湾省立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1962年至1964年)
教授兼主任(1964年至1970年)
教授(1984年至1985年)
杰出讲座教授(2006年)
匹兹堡大学
历史和社会系教授(1970-1982年)
聘请了一名讲座教授(1982-1999年)
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学教授魏伦教授(1991-1998年)
中国研究名誉教授(1998-2001年)
夏威夷大学Bens讲座教授(1996年)
东西方中心高级访问研究员(1996年，春季)
杜克大学西蒙教授(1998-2000年)
HKUST包玉刚讲座教授(2000年)
南京大学名誉教授余纪中夫妇(2005-)
东南大学名誉教授(2005—)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无锡辅仁中学度过的。辅仁中学在无锡很有名。与辅仁大学无关，取“以友助人”之意。那时候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抱着为村里服务的想法在那里教书。他们的教学和其他学校很不一样，都是启发式的。
那些当时关系特别好的同学，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前年和去年我们办了个聚会，但是老朋友倒了不到一半，让人深感感动。
1948年底，我还有半年高中毕业，局势变得非常动荡。我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虽然当时已经退休，但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威望的。知道他父亲永远不可能留在无锡，恰好我有个妹妹在台北，父母就带着全家去了台湾省。
台湾省本来只有360万人，突然增加了150万，所以过去的条件很艰苦。台湾省的前十年，基本都是饿肚子。我的大学教育在台湾省立大学完成。一开始在外语系学习，第二年转到历史系。
我在台大的时候，一些从大陆撤到台湾省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教授集中在台大教书。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的指导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幸运的机会:那时候台湾大学生少，好老师多，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选择不同的课题。这种背景让我未来的历史研究与同龄人不同:我关心的范围很广，不仅仅是历史，而是跨越了几个门道——比如，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
之所以有今天的我，和台大的老先生们有很大关系。在台大，我跟李记先生学考古学，跟李宗东先生(玄波)学古代社会，跟董延堂先生(客座)学商周甲骨文...当时我和这些老师接触很密切，不仅在课堂上，还在他们的实验室里。有些老先生不想出门，就让我去他们家讨论问题。
因为我走路不方便，李宗东先生就找人三轮推我。他说的古代社会，不是指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指古希腊罗马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勾结。老师和学生一起上课，没有上课和下课的概念。
我和董作斌老师一对一学习，没有上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上课时间。他聊了一下午，饿了就买些馒头，一人一半。遇到他教不了的课，就让朋友教我。这些大概是现代大学生很难满足的。是傅斯年先生对我一生的学术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的中学在无锡，那里的学术氛围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很小，但是师生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还经常给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那时，我对历史感兴趣。
到台大后，我考上了外语系。不到两三个星期，傅斯年总统来看我，因为我的入学考试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数学得了满分。语文和历史卷子是阅卷老师直接推荐给傅校长的。傅校长找到我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要学历史。”
从在台大二年级开始，我就获得全校作文比赛一等奖。傅老师又走近我，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历史系，以后来历史语言学院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子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学历史的时候，我想说谁影响了我，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的历史很复杂，没怎么关注。我对一切都很感兴趣。
对于学习历史，我把历史看做材料，把其他学科看做工具，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来处理材料。
后来我去了芝加哥大学，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机构。我不在乎你学什么系，学生可以自己设计课程。在那里，我选择的课程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学、中古历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几乎说不出我在芝加哥大学学的是什么系。比如我是学宗教的，但是我没有拿到学分，我是唯一选择学宗教的学生。我爬到三楼去听老师讲课。
中间因为身体原因在医院做了手术。教我古埃及史的老教授来到我的病床前给我上课，带书，谈话，讨论。
芝加哥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当我到达那里时，韦伯的理论不久前刚刚在那里传播。当我在那里学习社会学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因为它是韦伯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我的导师布劳先生从事于对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开始注意到韦伯讲的官僚制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区别。
这些都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手术，因为走路不方便，得到了老师的特别照顾，得到了别人不容易遇到的机会。1962年，我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其实在此之前，1953年，我就进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但是因为台大开了第一个研究所，我辞掉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直到1956年，我都是台大的第一届研究生。还有一点就是有研究生奖学金，比我在诗雨助理的工资多50元。而且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好好学习就好。
当时台湾省的研究生教育和大陆不同，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在台湾省，是由三到五个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这给了我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的几个导师学术理念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说各的，逼着我去思考，去寻找自己的路。
后来1962年正式去了历史语言学院，一直呆到1970年，还在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1964年，我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系主任，然后开始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那时候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总是分配我做不同的事情，从不让我闲着。现在想想，那几年忙得晕头转向，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把眼界从过去单纯的学习生活中剥离出来，获得更广阔的眼界。
当时另一项让我很忙的工作是为中央研究院做“西化”。人来人往，我帮忙做各种合作项目。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是王雪婷先生(石碣)。先生去世后，王先生原为院士，又有行政经验，故当选为会长。我和王老师的关系不仅仅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还帮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国际法专家。三十岁左右创办武汉大学，成为一流大学。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任外交部长。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学生。在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约会，然后很快就结婚了。大约是在1980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太久了，记不住。在这前后，李敖曾经攻击过我。李敖在台大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纵容他。我当系主任的时候，他是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我也没有假装对他客气。
我和李敖第一次严重冲突是他在《卫星》上写文章，说老先生不交“棒子”，有些涉及我老师的事情完全是他捏造的。之后，他和肖老板以及《卫星》的余光中先生去我那里，我纠正了他。我告诉他:“关于历史，我们没有别的可学，但基本规则是不要编故事。”所以我们闹翻了。后来我很生气，对他说:“你给我滚。”孟晓可以和他一起去。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我却一直没有回应。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1970年，我来到了匹兹堡大学。我应该是一个客座教授。后来有资深老师跟我说:“不要回来了。”就这样，我留在了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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