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田园诗起自晋宋之间。陶渊明为田园诗之祖，谢灵运为山水诗之祖。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陶谢一脉相承：在艺术上，他们能综合陶谢所长，融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这一概念有特定的内涵：首先，顾名思义，它形成与活动于盛唐时期。明乎此，前代的陶、谢与后代的韦、柳等山水田园诗人当不在其列。其次，它从一开始便同隐逸之风联系在一起，其成员多以五言的体式，借歌咏山水田园风光，表现隐逸意趣，抒发闲适情调，诗风清新淡雅。明乎此，我们也就不会把同处于盛唐时期，并且也写过山水田园诗的高、岑、李、杜划归这一流派了。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当然不是偶然的。隐逸风气盛行，庄园经济的发展，佛老思想的广为传播，分别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其中，隐逸风气的盛行尤为一大关键——在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开、天盛世，既有视隐逸为“终南捷径”者，也有借隐逸以遁离现实者。他们都寄情于山水、栖心于田园，使山水田园成为自己的主要审美对象。于是，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也就盛乎一时了。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除了王维、孟浩然之外，还包括储光羲、常建、祖咏、刘春虚、裴迪、卢象、丘为等人。但其中最能代表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创作成就和卓异风貌的，当推王、孟二人。
王、孟历来齐名并称。审视他们的生活道路，堪称“殊途同归”：在经历了各自的艰难跋涉后，他们都把“山水田园”当作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寄托自己疲惫的身心。于是，在长期的隐逸生活中，他们成为自然美的寻求者、发现者、欣赏者、表现者，并进而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代表，王、孟都在诗中描绘并展示了一个清淡的世界。构成这个清淡世界的主要经纬有两根：一是田园之乐，一是山水之美。前者往往更多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后者则往往更多地融入孤高的志士情怀。但这只是就其大较而言，细加寻绎，王、孟则又各具灵光：
首先从内容看，孟诗的题材较王维的更为集中。王诗既有寄情山水田园之作，自抒理想抱负之作，也有讴歌边塞将士之作，如《陇西行》、《从军行》等；也有揭露社会现实之作，以及倾诉妇女怨情之作，如《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等。而孟诗除了表现田园之乐、山水之美外，便是抒写自己的出仕之念和失志之痛。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王的生活阅历较为丰富：他后期固然消极隐退，前期却热衷政治，奋发有为，既曾居朝为官，也曾出塞问边；而孟却以隐逸终世，尽管他并不甘心终身隐沦。苏轼曾评论说：“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酒乎，而无材料耳。”如果将“才短”的“才”理解为“题材”的“材”话，倒是深中肯綮。
其次，从情调看，王、孟都乐于表现隐逸生活的闲适意趣，但王诗往往夹杂着幽冷寂灭的心绪，孟诗则往往坦露出耿介郁勃的心态。一般地说，徜徉于清淡世界中的这两位抒情主人公是那样悠然自得，仿佛已与秀丽的山水田园取得了高度的默契。但实际上无论山水之美还是田园之乐，都未能使他们宠辱皆忘。就孟浩然而言，仕进无路的痛苦不时啮咬着他的心灵，并化为一股郁勃不平之气浮现在字里行间。如《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一诗，上半篇笔调何等清新闲雅，但短暂的惊喜之后被触发起的却是知音难觅、功名无望的一腔惆怅：“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翅仪”。而在《与诸子登岘山》一诗中，江山胜迹，固然撩拨起诗人的登临清兴和思古幽情，但同时却也使他油然生出见贤思齐的愿望和自叹弗逮的感愧：“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这泪既是感愧之泪，也是忧愤之泪。就王维而言，其外表不及孟浩然旷达、飘逸，却比孟浩然显得更为静穆和淡泊。有时，这种静穆和淡泊几乎近于幽冷寂灭。“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正是诗人对自己这种幽冷寂灭的心绪的最好概括。如《竹里馆》一诗，乍看，诗中的人物是那样的自得其乐，诗中的景物也是那样清幽秀美。但如果我们把“深林人不知”一句与另诗中的“空山不见人”（《鹿柴》）、“涧户寂无人”（《辛夷坞》）等句联系起来，就不能不惊讶诗人感情的幽冷了。《终南别业》一诗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两句，曾经被人认为是最得理趣的名句。其实，在他观赏行云流水的盎然兴致中包藏着的却正是“万事不关心”的幽冷寂灭的心绪。这种幽冷寂灭的心绪无疑与王维的奉佛有关。早在生前，他就被誉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苑咸《酬王维序》）；死后更得到了“诗佛”的称号。表现在他诗中的“空”、“寂”、“闲”的境界，正是佛教禅宗的心性学说的艺术投影。
再次，从意境上看，王、孟都注重寓主观于客观，造成画面的和谐与美感。但孟诗往往止于情与景的交融，而王诗除促使情景交融外，还将“理”字打入其中。因而，在王诗中，我们常常可以捕捉到“哲学沉思的精灵”。这种哲理，尽管在很大程度得力于禅趣，但毕竟使王诗的意境变得更为高远。所以若论意境的浑成，王不如孟；若论意境的高远，则孟不如王。
第四，从手法看，五诗往往虚中有实，动中见静，孟诗则往往直写其实与其静；同时，王诗比孟诗更善于取景、造型、布局，也更注意冷色调与暖色调的映衬，画内景与画外音的配合。相形之下，王诗手法较为多样，孟诗手法较为单调。即以王的《鹿柴》一诗而论，诗人是以实写的一角显示整体的空灵意境。夕阳的暖色淡淡地罩在阴寒的青苔上，更衬出空山中的幽冷。山谷中传来人语的回响，愈显出深林里人迹罕见的寂静。画面色调的冷暖互补，与画面内外的动静对比相互烘托，使有限的画面延伸到画外无限的空间。所以能如此，当在于王维既熟谙诗法，又精通画艺和乐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辨析王、孟诗各自的艺术风貌，如孟诗的语言平淡简朴，王诗的语言清秀工巧等等。总之，王、孟诗同中有异，各具个性。前人早已作过比较王、孟诗风异同的尝试，如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譬诸释氏，王佛语，孟是菩萨语”等等。这就启示我们：既要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又必须深入透视灵光如何在王、孟等代表作家各自的艺术追求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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