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是７０年前作家何其芳对延安的描绘。
其实延安原本只是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镇，几百年来一直处于贫瘠、封闭、破败不堪的状况。北宋范仲淹驻守这里时曾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但是在７０年前，这里却“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
动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曲“洪亮的动人的音调”就源于这里是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初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寂静的小镇从此变成了革命的圣地。
在当时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陪都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
而中国共产党却坚决抗日、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延安还有与国统区、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有“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丁玲在１９３７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一些丧失了工作和学习机会，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的人，似乎也在这里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感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画家看过书后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就这样，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６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途径：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障碍，只需要体力的付出就能到达目的地。因为１９３７年下半年到１９３８年上半年，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表面上共同抗日，反共的真面目尚未暴露，对延安也没有进行封锁。那一段时间，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畅通无阻，大批青年从五湖四海结伴而来，沿途歌声、笑声不断。但是到了１９３８年秋天，情况发生变化，蒋介石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长江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以及一些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前往延安。由于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很多，他们虽有革命愿望和抗日热情，但毕竟未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训练，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思想状况更是复杂多样。因此，怎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抗日干部，就成为根据地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把干部教育作为工作重点，把创建干部学校作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个办法。于是，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办起了各类干部学校。仅在延安，就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几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在各地的报刊上刊登招生简章。
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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