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造成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差异。中国文化传统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即人与客体对象的融合，从而达到无我无对象的水平；西方文化传统是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分析，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为我所用。要达到中国文化所尊崇的至高境界，其负载形式通常都是比较柔和的“琴棋书画”等“高雅”技术。而排斥经世致用的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
2、 思想文化所带来的差异。中国一直受儒家思想所左右，它对于中国从古到今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儒家宣传“万般皆下品思想，唯有读书高”，但它所宣扬的书是四书五经，那些爱搞发明创造的人被称做是奇技淫巧，并被归类到地位低下的工匠行列中去。中国有许多古话，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等，所以有聪明才学的人都不以科技方面有所长为荣，那些不钻研做官技术而钻研科技技术的人永远不会得到荣誉，也进入不了上流社会。那些有文化的人无不沉迷于士大夫阶层所讲求的风流文雅，把时间花在风花雪月，吹拉弹唱，弹琴下棋，饮酒赋诗上。他们追求的是儒家所谓自己高尚的精神境界，才不会想到如何用自己的学问去帮助泥腿子们生产劳动。政府也对技术改进和发明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不在这些方面有所鼓励。在西方却不太一样，基督教讲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谁能创造财富，并施舍帮助穷人，谁就能进入天堂。基督徒是“一批指甲上沾着污垢的知识分子”，这种劳动与知识的结合、以及没有权威、人人平等的精神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从汉武帝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就再也没出过什么大思想家，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现在先秦时代，到了明清就更无足取，以后的中国学者，最擅长的是就前人的经典做文章，从书本到书本。这就说明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到了何种地步，而需要创新精神、挑战精神的科学就更加被深深地扼死了。
3、 宗教文化所带来的差异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宗教独尊独统太深，反抗的力量就大，许多有识之士要研究科学以破除神学的迷信。比如培根，他就尖锐地抨击经院哲学蔑视自然、扼杀自然科学真理的情形，所以他提出的新理论是主张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他后来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积极思考，为了给科学争取一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提出了“二重真理说”，也就是科学与宗教互不干扰的学说。他提出了科学的复兴的论点，指出科学发展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还有笛卡尔，他主张提出理性主义反对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提介以具体的科学研究反对经院哲学和形式主义，为了对经院哲学进行批判和清算，他主张人们在认识之前，要用“理性”对过去接受的思想进行审查，这种精神垫定了西方科学精神的基石。希腊的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而西方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宗教统治也合乎这样的观点，许多文艺复兴时的科学家一开始都是神学家，他们甚至是为了在天空中找寻上帝而去研究星空的，但最后他们通过自已的研究却证明了上帝的不存在，于是反抗的力量就更大的。而中国的学者没有这种要破除迷信神学的动力，因为自古宗教在中国就没有完全占据过统治地位，同时，由于中国一向丰衣足食，人们的崇神思想没有那么重，当然同时，改革社会生产力的动力也没那么大，而农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太需要太多的科技帮助就已可以达到不错的收获，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后期的科技进展缓慢的结果。西方宗教独尊的黑暗还影响到教育的改革，14世纪，当文艺复兴开始时，青年们都聚集到可以解释古典名著的学者周围，这些学者通过开办学校以及对教学内容的改革，来与原来的宗教教育对抗，这就开了西方新式教育的先河，西方在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教育成为正规教育一部分。而中国没有这种要破除黑暗的宗教统治的情形，学者们都沿着老路在走，只教儒学，所以没有新式教育的出现。西方的宗教是一个扩张的宗教，他们的传教士到全世界去，要把他们的宗教强加给全世界的人民，而中国从来没有这种传统。我们的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什么时候见到道士们跑遍全世界把自已的宗教观点硬性贯输给人家？西方的宗教扩张甚至用军队来扩张，不接受他们的宗教的就杀光，中国的宗教可曾做过这样的事？道士们都是住在深山中，有人上门肯求加入还要左挑右剔，轻易不肯接受。同时，这些搞宗教扩张的传教士们却在加强勾通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年马可波罗的往来就是受教庭之托，而1698年法国的海神号第一次往来与法中之间，也是由神父们向路易十四送上了康熙帝的礼物，包括法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绚丽多彩的绸缎、瓷器、茶叶。当时的法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茶被他们称为神奇的叶子，认为它可以包治百病，并很快在欧州掀起了饮茶的热潮。科学是交流的产物，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发明和发现都是靠触类旁通的方法产生，所以西方的这种宗教扩张也起到了一些它原来没有想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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