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1999年是中国在本世纪内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一个机会。随着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行，接受新成员的工作将会被搁置。至少在3、5年的时间内，我们将不存在进入世贸组织的可能性。因此，能否搭上最后一班车（加入该组织），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
从国内经济方面来看，我们对加入世贸组织也寄予厚望。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大局为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维护了世界经济大局的情况下，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自1998年以来，出口贸易逐月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国际贸易基本上消失。中国经济走上内需拉动型的增长新阶段。加入世贸组织也是我们重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织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如果在1999年内不加入世贸组织，那么，中国为世界经济所已经作出的“贡献”将得不到一个索取“补偿”的机会。
长远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将会对中国下一个世纪的经济走势、甚或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产生巨大影响。我们不能因短期收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也不能因小利而失大势。
二、我们的优势
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双向市场开放过程。在我们对外国产品和企业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会为中国产品和企业带来进入世界市场的商业机会。但是，能够进入别国市场的产品只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能够角逐世界市场竞争的企业也只是我们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竞争优势的企业根基于中国既有的产业优势之上。虽然，1956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相继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但是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1997年，第三产业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2.1％，第二产业却占了49.2％（其中工业占了42.5％，建筑业占了6.7％）。因此，分析中国的工业优势以及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状况是判断入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关键。
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工业优势，一般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重心。一国的工业优势是该国价值增值、就业人员、资产等分布比例比较集中的产业群体。本文将从价值增值角度来判断中国的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反映的是国家经济之间进行了相互比较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相对优势。这里我们将用贸易中所表现出的比较优势，即显性比较优势来分析中国的情况。竞争优势则主要局限在企业的层次上，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企业与它国的企业相比较时所具有的竞争力。由于资料来源有限，本文将用外向型直接投资的数量来判断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1996年中国的工业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10个行业中：电力（7.27），化学（6.5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82），纺织业（5.74），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5.5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5.4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12），烟草加工业（4.1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4.09）和普通机械制造业（4.01）。这10个产业集中了中国工业价值增值的54.74％。从整个工业生产加工链条的延续过程来看，中国的工业优势主要体现在中间产品阶段。
1992—1994 年间， 中国的综合比较优势（注：综合比较优势是将1992、1993、1994年中国在各个产业中的净出口值相加后而计算出来的。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该产业净出口值与这三年的总净出口值的比率。这三年中国在工业中的总净出口值为-27.18亿美元。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定义：净出口为正的产业，比率也为正；反之则相反。比较优势产业的比率大于100％；比较劣势产业的比率小于-100％；比率在100％与- 100％之间的产业通常为内贸产业。）主要体现在以下10 个产业中：服装业（1974.22），文体用品业（636.98），皮革业（428.12）， 食品加工和制造业（359.51），纺织业（236.86），家具制造业（218.68），金属制品业（209.40），橡胶制品业（136.0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19.59），塑料制品业（100.52）。这10个行业均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都是加工程度比较浅、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比较劣势主要集中在以下11个产业中：普通机械制造业（-1708.5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869.35），化学业（-702.9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702.31），电子业（-223.68），造纸及纸制品业（-178. 23），有色金属压延及冶炼业（-145.90），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煤气的生产及供应业（-134.01），黑色金属采选业（-115.70），仪器仪表业（-104.07），化纤业（-102.97）。比较劣势行业除资源短缺所引致的造纸业外，均是加工程度较高的技术、资本或技术资本双密集型行业。中国四个支柱产业中的三个属于比较劣势产业。
中国竞争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其一，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中，1995年中国（大陆）有7家企业入选，但均是从事广泛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其中，除首钢集团属于工业范围外，其它6个均是从事贸易、建筑或运输活动的集团。其二，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1997年中国外向型投资累计量为204.16亿美元，占世界总外向型直接投资累计量的0.58％，远远低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97年为2.93％）。从外向型直接投资累计量占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的比例来看，中国1997年的水平为0.9％，同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5％。其中，发达国家为5.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3. 3％。
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排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上。这是由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促成的。生产上的这种优势很难凝结成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同时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营销及产品品牌方面的优势又非常弱。因此，既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挥对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培育效应将会非常有限。其二，从跨国公司成长的历程来看，不完全竞争的产业或市场环境是它们的主要发源地。目前中国这些产业仍处于比较劣势，因此，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尚在孕育之中。其三，从产业分布上看，三种优势的分布相互错位，不相重叠。工业优势集中在中国工业整体加工过程的中间阶段，以重工业为主（殷醒民，1998）；比较优势却体现在初级加工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既和中国的工业优势联系松散，也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不相关。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只有这三种优势相互重叠时，一个国家才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还比较弱。
这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背景。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代价和收益初步分析
目前，关于中国年内能否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尚不明朗。我们所作出的承诺和让步的最后限度还很难确定。本文的分析主要以美国在因特网上公布的承诺草案为准。
第一，从影响范围上讲，中国所开放的市场和所能够进入的市场严重不对称。加入世贸组织将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和竞争优势企业产生有利影响。但是，中国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这类产业在中国工业价值增值中的比例仅占27.75％左右，带动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到1997年底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累计共有5356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0.07％，外向型直接投资占中国国内固定资产形成的水平仅为0.9％。总体上讲，中国企业尚不具备从事跨国经营的能力。因此，入世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有限。
从受冲击的产业来看，不仅涉及面比较广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均有），而且影响程度很深。下面我们来具体说明：其一，农业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大宗农产品配额（TRQ）在4、5 年时间中都会成倍、甚或几十倍地增长。因此，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中国农业的保护作用将基本上被撤除。中国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经营现状是：生产主体以自给自足的家庭农户为主（65％），真正实行规模化、企业化经营、并参与市场竞争的生产比例很小；这类产品一直都由国家直接收购，这几年，我们还面临着严重的卖粮难、库存难问题。而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面对的将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另外，美国的农业生产只是由其就业人口的3％完成；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由全国就业人口的50％（约3.5亿人）来完成。因此，这种影响和冲击完全不对称。 其二，工业方面。中国的资本、技术及资本技术双密集型行业，既是中国目前的工业优势之所在，又是中国竭力扶持的进口替代产业，如支柱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等。但是，这些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首当其冲遭受冲击的行业。1996年，这11个比较劣势产业占了中国工业价值增值的36.21％。因此，这种影响决不可小视。另外，中国的内贸产业也会受到进口产品的影响。1996年这些产业占了中国工业价值增值的36.04％。其三，服务业。 服务业是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行业，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正如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潜力、最重要的市场一样（区域上讲），在产业层次，服务业的意义也相同。该行业的领域很宽，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分销权和贸易权承诺方面。中国现有的分销和贸易体制严重地限制着三资企业，同时也制约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中，这两类企业的权利配置是截然不同的——三资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可以进出口原料和机器设备（享受关税优惠），但是，在国内市场却只能销售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销售进口品（打击走私手机的现象，即是明证）。这大大限制了三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直接浸透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影响。中国企业正好相反，拥有完全的分销权。这是近几年中国家电行业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有率稳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市场营销网）。但是，国内企业却不具有自营进出口权利，而由国有贸易公司中介。这大大地限制了中国生产企业直接接触世界市场，并与之相融合的程度，限制了生产企业了解、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国内大中型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由许可证制到登记制的试点工作是1997年、1998年开始进行的。目前，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国内生产企业有7800家（白皮书，1998）。因此，如果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给予外国公司完全的分销和贸易权，那么，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会大大提高，对中国企业的冲击会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实际上，这是对国内企业很不公正的一种“对待”——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才4、5年时间就要面临世界级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在这段时间里，甚或绝大部分的企业可能根本就不会获得这种权利！我们现有的体制限制，实际上，间接地对跨国公司实行“超国民待遇”，而歧视我们自己的企业。总之，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产业和企业所带来的能够实际利用的有效市场将会非常有限，而中国承诺开放的市场却涉及到所有的产业和几乎所有的市场，并且市场的深度从所生产产品的内销到进口品的完全分销权，从零售到批发无所不包。这种收益和代价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第二，从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性来讲，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更大。它使中国制定政策的自主性大大削弱。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其一，我们的关税减让，均具约束性。也就是说，以后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增加关税水平。因此，政策上我们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将大大减弱。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讲，其潜在影响决不可小视。尤其是在目前情况下入世，中国面临的风险很大（如，受到进口的冲击、经济情况大大恶化、工人大幅度下岗，等等），政策上的变通性减弱，无异于做茧自缚。其二，我们承诺，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的进入将不会再附加任何绩效要求。这会大大削弱中国经济自立发展的能力。总之，制度上的限制将捆住我们的手脚。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上的自立发展必须拥有政策制定上的充分自主权。
第三，更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还体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冲击上。在中国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目前还处于分离状态的情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持机制在于：比较优势产业通过出口赚汇在支持着比较劣势产业，尤其是支柱产业上的进口替代；同时，工业优势的积累及对劣势产业的市场保护也在培育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支持机制将会被割断：首先，中国的比较劣势产业将会逐渐为外国的进口品所代替，并被挤到未来的发展空间之外。这些产业是中国多年来辛苦培育的支柱产业，均属于资本、技术或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范围。它们也是中国企业竞争优势孕育的根基。其次，比较优势产业虽然能够从扩大的外部市场中赚取更多的外汇收入，但这种外汇将无用武之地。既然作为中国进口替代的比较劣势产业将不复存在，那么，产业间的外汇转移和支持还能进行吗？最后，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将主要依赖于目前既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而这些产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品牌和世界市场上的营销网络均控制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从这种产业中，能够为中国企业积累起来的竞争优势非常有限。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将会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筋骨，使中国经济处在四分五裂的游离状态。
第四，支柱产业的成长模式将会发生彻底逆转。中国支柱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91年前的自立成长模式；二是1992、1993年至今的依附外国直接投资成长模式。入世后，中国的支柱产业发展将会进一步退化到依附进口的成长模式之上（宋泓、柴瑜，1998）。到这个阶段，所谓的支柱产业也会名存实亡。中国的支柱产业由汽车、电子、化学和建材业构成。1991年之前，除轿车业外，这些产业的发展主要通过引进技术、设备的形式进行。但是，1992年以来，中国支柱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外国企业（通过三资企业形式）比较大的冲击。1992、1993年以后，中国引进外资的战略发生了彻底改变，步伐大大加快：引进外资的多少直接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挂起钩来。尤其特别是，还和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直接挂起钩来。在“市场换技术”的原则下，中国支柱产业的成长逐渐由自立型向依靠外国直接投资的依附型转变。80年代，国内企业竞相引进技术设备的激情被举办合资企业、千方百计转变体制（变相三资企业）所代替。在这种条件下，三资企业、尤其是巨型跨国公司大量介入。如汽车产业，个人小轿车的生产企业全部是合资企业；电子业是三资企业在中国介入最多、最广泛的行业；化学业则进行了全行业合
资。中国经济发展的进口替代行为由三资企业引导，国内企业成了三资企业设备进口的外汇支持者（宋泓，1999）。三资企业进口来的设备很大部分为二手设备和机器（万中心，1996；王振中，1998）。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汽车业的关税将由现在的80％～100％降到25 ％。化学业中，中国大部分产品上的关税将和国际水平拉平，亦即70％的化学制品关税水平将从现在的35％降到5.5％～6.5％。那么，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会怎样呢？
总体上讲，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将通过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三资企业的投资调整。加入世贸组织将和中国现行的外资政策发生冲突：在中国2730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绝大部分是在1992、1993年中国实施“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下进入的（1992年以前，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累计量仅仅为343.55亿美元）。因此，绝大部分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都是“市场寻找”型外国直接投资。这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的产品出口形式不能占领中国市场——高额关税限制了其产品的直接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只好采取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中国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产品直接出口将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最优”选择。因此，既有的“市场寻找”型投资规模至少不会有所扩大，并且还会逐渐撤除。（注：因为，对跨国公司而言，这种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产品的出口形式处在相互替代关系之中。）其二，在关税降低、三资企业的介入逐渐减少情况下，中国的这些比较劣势产业的产品根本竞争不过廉价进口品。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支柱产业的发展（注：1992年以后，中国支柱产业中的合资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王志乐（1996）。）进一步
从依靠三资企业的模式退化到依靠产品进口的模式。所谓的支柱产业也是徒有虚名。
第五，加入世贸组织还会限制、甚或阻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美国要求我们加入信息技术协定（ITA）。这意味着中国信息产业的关税水平将从现在13.3％降为（大部分2003年，但最晚不超过2005年）2005年以后的零关税。信息产业在中国的商业化发展只是80年代末期的事情。目前，也还只是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并且，除了在计算机产业中中国尚占有一席之地外，半导体、通讯设备等真正的高技术部分，几乎全被独资的著名跨国公司所控制。移动通讯电话就是很好的代表。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几乎意味着中国将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的机会和可能。在以前的关贸总协定和现在的世贸组织条款中，还有“幼稚工业”保护条款及相应的所谓“过渡时期”。至少这隐含地表明：不论是哪个国家，也不管大小、有无发展某产业的条件，都有发展该产业的权利。但是，在美国的战略中，却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对中国来讲，放弃了信息产业就意味着放弃了希望，放弃了未来。
四、结论及我们的对策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以这种承诺加入世贸组织的代价将非常高昂。在引申出我们的建议之前，首先需要澄清这样几个片面认识：
第一，别的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或世贸组织后都没有对国内经济和产业形成比较大的冲击，为什么我们这么敏感或害怕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和立场中找到答案。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立场体现在两点上：（1 ）把中国当作一个“准发达国家或特殊发展中国家”对待。（2 ）趁此时机解决中美贸易中的一切问题——趁火打劫。另外，我们拥有的过渡时期非常短：从1994年建立中国入关工作小组起，或者从1999年10 月中国可能加入世贸组织时算起，到2005年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全部落实，中国的过渡时期最长只有11年、甚或6年。在这段很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要走别的国家自1947 年以来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有些方面，对中国甚或连过渡时期也不设立。如，加入世贸组织后，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定”（TRIMs）等。因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非常苛刻；时间也很紧迫。在这种条件下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曾也不可能遇到的。
第二，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将会给消费者带来利益？从短期来看，这个判断没有错：当我们用现有的积蓄去购买大量涌入的便宜商品时，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收益。但是，当我们赖以依存的企业一个个被廉价进口商品纷纷挤垮时，我们的收入从何而来呢？没有了收入，我们又如何享受增加了的“消费者剩余”呢？我们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从总体上讲，我们的国民和消费者只有通过我们自己企业的发展才能真正富有起来。舍此，别无选择。
第三，加入世贸组织能加速中国的改革进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种“次优”选择。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进行改革，而非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呢？为什么我们要为改革支付这么高的代价呢？
排除了以上干扰后，我们建议：
第一，明确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虽然，对外开放的国策很明确，但是，具体战略却很模糊。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决不是目的本身。加入与否，我们一样勇往直前。
第二，在加入的过程中，不可操之过急。我们建议中国应在下一轮世贸组织谈判后再做考虑。在这上面一定要有长远规划。从现在开始，在国内就应该进行2005年或2010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全面准备。做到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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