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小到大，我一直不了解我的爸爸，总以为爸爸永远是我的仇人，是那么的无情。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的了解了他，原来在我看来无情的他，还有那样艰辛的人生历程。
1963年，爸爸11岁时，奶奶在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中撒手而去。那时，爸爸与50多岁的爷爷、其他的几个叔叔一起过。白天上学，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拉土挣工分。做饭、洗衣、缝衣、拾粪、拣柴火等等家务、农活，爸爸样样都得干。提起30多年来一直早起和闲不住的习惯，爸爸说就是从那时养成的，而当时农民极其艰难的生活以及周围许多好心人助人的善举，也深深地埋在了爸爸幼小的心中。
1972年春暖花开时，爸爸因为毕业时品学兼优，被他所在的会宁县大沟公社招工。爸爸到公社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公社广播放大站，搞广播喇叭户户通。一上手就搞线路规划，虽然不懂得怎么搞，可第一个月，爸爸就凭两条腿在沟沟洼洼里跑完了33个大队、109个生产队。之后，建放大站柴油机房时，他自己挖土打墼子，打围墙，没材料又不敢向领导汇报，就从10多公里路外的家里，自己扛、爷爷及熟人帮，弄来了10棵榆树和几捆麦草。没有沙子，他又从5公里多远的张家洼一担一担地担，整整担了5天才担够。 机房建成后，5月的一天，正当爸爸开始栽电线杆忙得常常一天吃不上饭时，家里捎话要他一定在第二天四点前回去一趟。第二天下午爸爸快到家时，几个邻居婶子见他就开玩笑地骂开了：“陈祥，你个要着吃的，媳妇都领回家了，你就这么衣服没袖子穿个烂鞋去见人家？”爸爸当时还以为是开玩笑，可一进家门看见母亲，才知道是真的。 娶亲时我们家只去了一个人，而外婆家送的也就两个人。由于家里没有地方，爸爸和妈妈的新房就安排在窑旁边的一个防震棚里，也没举行任何仪式。即便如此，因成分不好而心存感激的母亲，觉得这已经就满足得很了。晚上睡觉时，爸爸一本正经地告诉母亲：“早上四点叫醒我，可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谈起家爸爸的许多事情外人听了像天方夜谭，熟悉的人也常常觉得难以理解。
1986年，爸爸从大沟乡上调到会宁县城后，母亲想城里的学校总要好些，于是，在次年把11岁的哥哥交给了老爸。这一来可好，爸爸整天忙于自己的工作，早上天不亮就出去，晚上半夜才回来，哥哥干脆成了既没爹也没娘的孩子，吃不上、喝不上，好多人一见爸爸就骂他心狠，说孩子太可怜了。后来哥哥能干活了，就完全变成了爸爸不花钱的保姆。上世纪90年代初，爸爸搞县城有线电视网，白天黑夜都在电线杆上吊着。哥哥除了每天繁重的学习外，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饭做好了，令哥哥最为难的就是满大街找爸爸吃饭，有时候好不容易找着了，可爸爸手头的活不干完说啥他也不回去吃饭，哥哥还得等。其实爸爸和妈妈结婚30年了，爸爸可以说基本上就没帮过她什么。妈妈在农村20多年，种着18亩地，农活全由她一人干。而我就从小体弱多病，在4岁前，妈妈拉车子、挑水、翻土，种时收时，不是背上背着，就是怀里揣着或胳肢窝夹着，就是那样难，爸爸也没帮过什么忙。但爸爸究竟给别人帮过多少忙，谁也说不清楚。，现在爸爸已是50多岁的人了，好歹科级干部也干了六七年，可谁家电视机要是坏了，不论是白天还是三更半夜，随叫随到，白干不说，往往还要贴钱买材料。
生活上爸爸没帮家里什么忙，经济上同样也没给家里帮多少。除了我们生病上学等家里急需用钱的情况外，爸爸工作30年当中，没给过家里一个月的工资，这听起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还住的是单位分的两间平房，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一台电视、一张写字台、一张方桌和一套木制沙发，而这样样有来历。首先说这电视，爸爸这几年不知给人免费修了多少台电视机，以致我都习惯看爸爸修好的电视。 1999年春节前，别人把修好的电视抱走了，一时又没有要修的，这下我就不行了。无奈，爸爸只好凭着良好的信誉临时赊了一台18英寸王牌电视机，到2001才还清欠账。 2000年春节前，已大学毕业几年的哥哥说要领女朋友回家过年，要爸爸给家里添件家具。爸爸听后虽不情愿，还是慌忙花450元买了张写字台和方桌。令爸爸生气的是哥哥过年时并没有领回女朋友。2001年春节，哥哥故伎重演，爸爸思谋再三，最后只好贷款买了套沙发，不过未来的儿媳总算见到了。 爸爸在家里用钱上的节俭，用吝啬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可他这些年对别人的资助真可谓倾囊相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大沟公社拉广播时，工资才30多元，可那些年光为群众修喇叭自己掏钱买材料就花了不下3000元。
1994年冬天，县上决定在城区建设有线电视网，时间紧，任务重，还是爸爸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每天早上四五时起来后就开始准备，等民工8时来时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怕民工做的质量不过关，天天亲自上杆子，一个放大器安装下来就是四五个小时。民工干上8小时下班了，他晚上又开始一步一步量距离，为第二天安装搞规划设计。当时，爸爸的脚肿得穿不上鞋了，就找根绳子，将鞋绑在脚上；手冻破了，在杆上钉钉子时，随着打击的节奏，血珠子就簌簌簌地滴落，溅满了他的前胸和衣袖。一位看到爸爸工作情形的县上领导，抓着他血肉模糊的手说：“老忠臣，看把你苦死了！”大年三十晚上，会宁人常说：“一根木柴棍棍也要回家。”然而，在这万家灯火、万家团圆的时刻，爸爸半夜才回到他栖身的单位宿舍。
1999年的冬天，正是郭城驿乡安装有线电视最紧张的阶段。爸爸在当地农民梁兴林家借了一间房子，冰冷的土炕上铺一片破纸箱子和一条单薄的褥子，就算是有安身的地方了。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一碗炒面一杯茶，就算是吃过饭了。 就在这年冬天，爸爸有一次从杆子上摔下来，他喊了句：“哎哟，我的肠子断了。”当地的农民把他送到附近的私人诊所，大夫说情况严重，要住下观察。但爸爸却要求大夫给他打了一针封闭针，谁也拦不住，又去架线了。他说：“就要过年了，说好的六户才装了两户，咋能说话不算话呢？”正当他忍痛工作时，在头寨乡当乡长的四叔打电话到这里，问他哥哥最近的情况。听电话的史叔告诉四叔说，出事了，你哥刚从杆子上摔下来了。四叔心里一惊，就租了一辆车赶到了郭城，可当他看见哥哥疼得满头大汗却还在杆子上架线时，气得声音都变了调，硬是把爸爸从杆子上拉了下来。拉到县医院去检查，当四叔把爸爸安排好，刚走出医院，爸爸却偷偷地溜了出来，搭了去郭城的班车，又去架线了。四叔还在县城，爸爸却已在杆子上了。
1999年到2001年，他在大沟、郭城等地拉电视网一干几个月，局里领导觉得他一个人干得实在太辛苦，集体研究决定每天给他额外补助10元钱，表造好后让他领钱时，他居然发了火。原因是，按当时规定每拉一公里的线，就要补助150元，后来发了1500多元，他一分钱也没拿，觉得有些农民义务工家里太穷，全给了他们。至于这几年爸爸下乡不住店、不要补贴、精打细算买、用材料等，少说节省的也有好几万，干了该拿而没拿的就更无从计算……
也正是如此，城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陈铁人”。
渐渐的我们已经长大。时下我也在上大学。可爸爸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撞击着我的思维。每当夜幕降临，身在远方的我总会浮现出爸爸那憨厚的眼神，不知爸爸今天的工作怎样，已经上了年纪的他还能吃的消吗？此时此刻，我也读懂了爸爸，原来爸爸是多么的伟大，爸爸永远是我的骄傲，是我的榜样。我永远爱我的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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