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与法治”系列之见证篇
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了《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会议纪要》提出的“恢复法律系，培养司法人才”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年，新疆大学向自治区教育厅、国家教委递交了“培养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法律人才”的申请，由此开始恢复、筹建法律系。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推动着我国大学教育的普及，也由此带来了司法职业的“精英化”趋势与法学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矛盾。新疆大学法律系从1981年恢复招生至今，也经历了27年。
初始：废墟上的号角
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了《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会议纪要》提出的“恢复法律系，培养司法人才”的要求。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法学教育开始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新疆大学在这一年申请成立法律系，后来历时2年的准备，终于在1981年恢复招生。
“刚开始给学生上课，我就是赶鸭子上架。”原新大法学院教授王振安回忆过往，眉眼含笑。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60级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省公安厅工作，1980年新大筹建法律系的申请正式被教育部批准，却没有专精法律教育的老师。为此，原新大的校领导开始在全疆范围内搜索曾经的“法律系大学生”，王振安由此被调入新大，报到当月就被送出去进修了半年“中国法制史”。回来后，立即开始给第一批法律系大学生教授法制史课程。“可那时候，学生们连教材都没有，只能我在上面一句句讲，学生在下面一字字记，完全是‘填鸭式’教学。”王振安说，那是他教学生涯中最辛苦也是最难忘的一年。
艾尼瓦尔是原新大法律系1981年招收的41名学生之一，如今在自治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工作。他至今对系里当时唯一的教学仪器———“海鸥”牌老式照相机记忆犹新。“只有在刑事侦查课上，我们才能接触它，平时是没机会的。”艾尼瓦尔说，“除此以外，印刷机(一种老式排字机)也很珍贵，即便我们有些科目没书，也不会用它来给我们印讲义。”
阿里木江是原新大法律系成立时的第一任教学秘书，他在新大工作迄今已有32个年头。他告诉记者，法律系刚成立时，教学资料两个木柜都没有装满。当年不仅学生缺教材，老师的教材也很稀少，不像现在，一门法理学，就有20多本教材可供挑选。
“想当年，那些老师出去进修发的教材是不能归个人所有的，必须交到系里的资料室，供系里面的所有老师使用。”阿里木江在资料柜里翻了好一阵子，拿出三本书页泛黄的教材，抽出里面的图书借阅卡，向记者说明这些书在二三十年前的传阅频率。
的确，教学设备简陋、教材缺乏给了1981年这一批大学生历史性的磨难，但也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1985年夏天，这批学生一毕业就成了“香饽饽”，公、检、法、司等涉法部门都争相找新大“要人”，因为那时候这些部门内部太缺法学专才了。
繁荣：探讨中的新生
这种热销一直持续了20多年。
据法学院教师徐淳介绍，他是90级学生的班主任，当时他们班有30个学生，毕业后三分之二人进了法政部门，剩下的三分之一学生进了劳动局、工商局等职能部门从事法规审核工作。如今18年过去了，他们很多都发展成了单位的骨干力量。
“20世纪的新大法律系学生很少有人去当律师。因为当时律师这个职业的前景还不明朗。”徐淳说，他1987年刚到新大工作时，从事的是刑事诉讼法、证据学方面的教学，这些学科都讲究实务操作。为了锻炼自己的实务能力，徐淳在1988年考了律师资格证，开始做兼职律师。
“那时候一年也就接七八个案子，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现在一个月就有十多个案子在忙。”徐淳的案头堆了厚厚一摞案件资料。
在原法律系教授陆文友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张83级法律系学生毕业20年后的合影。说起当年的“爱徒”，陆文友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当年的这些娃娃都去了好单位，现在差一点的都是科处级干部，只有一个去做了律师，现在的律师收入高哦！”
陆文友说，他从1983年开始就在新大组建的新疆第四律师事务所(现“新疆公廉律师事务所”)兼职，当时接一个刑事案子收费30元，事务所和律师五五分成。
“我是当时所里接案子最多的，一年接了有20个，最终年底发佣金，一下子给我发300元，我还不敢去领！”陆文友说，他还是第一次领那么多钱，就怕被别人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像现在接一个简单的刑事案子就要3000元，“而打合同官司、金融官司，按标的额计算律师费用，挣得就更多了。”
律师的紧俏也造就了越来越多的法学学士、法学硕士乃至法学博士投身“司法考试”的大军。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从1977年的223人到2007年的10多万人，30年间，我国法律专业本科生增长了448倍。但司法考试堪称“中国第一大考”，侧重考查考生从事法律事务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恰恰是学院派学生所欠缺的技能)，每年的通过率都在10%左右徘徊，考试的难度将许多人无情地挡在了司法机关大门之外。
在此情况下，很多研究生、博士生选择了到高校任教。可大学的教岗也同样“僧多粥少”。据新大法学院副院长白洁介绍，最近几年法学院都没向外发过招聘书。嬗变：经济发展背后的推手
律法行业进不去，留校任教不可行，深感就业压力的法学本科毕业生们大多选择了继续读研究生。
新大法学院2005级3班班长王国亮告诉记者，他们班90%以上的学生都在忙着考研。
既然考研就涉及方向选择问题。
白洁总结说：“考研的学生中，报考民商法专业的相对较多。”
这一点，从最近几年学生的毕业论文选择上，就可“窥见一斑”。
据原新大法学院教授陆省裕介绍，他从1981年开始给学生教授《国际法》(民商法学的一个分支)，一直到2004年正式离岗，前后有23个年头，“以前学生写论文，选国际法的几乎没有。”陆省裕说，这种情况持续了十来年。
“现在学生写论文，民商法方向的论题写的也比较多。”白洁介绍说，这种局面的出现，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杠杆。
19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进行，经济还不发达，人们接触到的法律纠纷很少。
到了1990年代，我国的经济开始从粗放型经济朝集约型经济飞速转型，人们之间为债权、婚姻、合同(包括涉外合同)打官司的越来越多，民事纠纷日趋多元化、复杂化，民商法律的适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的结构性变化，造就了司法职业的“精英化”趋势与法学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矛盾。
“现在的社会，不是不需要法学人才，而是需要合适的法律人才。”新大政治经济学副教授阮烨分析说，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商业、涉外商业发展最为迅速，与之相适应的，精通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擅长法律实务的“高尖法律人才”开始走俏。
而我国的法学教育虽然进行了30年，却是多理论研究，少实践创新，“学生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法条，却不会真枪实弹地办案子，真正走上社会还得从头学起。”
阮烨说，现在的学生就业，不像过去“一个萝卜一个坑”，用人单位不再需要“填坑”的人，需要的是会“挖坑”的人，能一报到就能派上用场的人才。
这一点，新大法学院显然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记者查阅了该院2000年-2005年的本科生培养计划，结果发现，从2001年开始，他们在培养计划里加入了“课程设置”一栏，具体分为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及跨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教学四方面。
而实践教学部分占据的比例是11.7%,随后的2002年增长到13.5%,后来一直增长到2005年的16.15%。
实践课程也由一开始的模拟法庭教学，发展到后来的法律咨询，乃至“法律诊所”教学。
王国亮亲身经历了法律诊所式教学，他在给记者回忆那段学习经历时，语气是兴奋的：“我们参与到一个真实的案件当中去，从立案开始，到怎么受理，怎么审理，怎么举证，怎么审查证据、怎么写起诉书、辩护词，怎么判决，老师都手把手带着我们做，经过了两三次案子的真实演练，我知道了出庭打官司是怎么回事，也有信心把一些简单的诉讼处理好。”
除此以外，新大法学院还和我市法院系统合作，把一些典型案件的开庭地点设在了法学院的课堂上，让学生更好的观摩、学习。
“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况，我们学院法律诊所收集的真实案例正在递增，再有两三年，参加诊所教学的学生均可亲历2至3个真实案例，通过实际演练，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白洁憧憬说，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素质上来了，就业也会向着好的方向扭转。(乌鲁木齐在线)
大型企业应该选择哪些应对之策
编者的话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强烈冲击和影响，也给许多企业带来了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不少企业包括世界级的大企业因而陷于困境甚至倒闭破产。国际金融危机在带来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调整机遇。我国的大企业在困难面前正化压力为动力，“强身健体”，苦练内功，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贡献。目前，许多企业一方面立足当前，研究市场，制定对策，渡过难关；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分析趋势，找准“短板”，实现跨越，努力使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新的提高。
核心观点：
大型企业一般具有产业链条长、上下游关联度高、辐射带动作用大的特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必须促进大型企业健康发展，在调整发展战略、完善体制机制、增强创新能力、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主讲人：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季晓南
1954年1月生，籍贯江苏省泰州市。 1983年至1986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进入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产业经济博士学位，2004年被聘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基础产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曾任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原国家经贸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和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室主任。2004年11月至今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研究领域为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及区域经济研究等。
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理论与实践》等书籍，发表各类文章上百篇。 对策之一根据自身特点调整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方向性和长远性的特征，因而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做大做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企业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并根据自身特点调整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是指围绕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确立的愿景目标以及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选择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竞争策略等。缺乏明确和清晰战略的企业，不可能有高效的战略管理，不可能有持续的竞争优势，也不可能成长为卓越的大企业。从国内外一些大企业在实施发展战略方面的做法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企业实施发展战略时至少有3点要把握好。
一是要重新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市场定位。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修正自己的发展战略，重新确定市场定位，并相应进行资源配置。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重大且深远，市场竞争格局势必会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大企业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战略，认真评估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分析企业应对危机的前景和对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修正企业的发展战略。如果是所处行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并且自身具有相当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采取收缩战线、压缩产量的战略，以渡过难关，再谋发展；如果是所处行业严重不景气并且自身已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要审时度势，必要时应及时实施战略调整，重新确立企业的市场定位。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的三星集团深受重创，公司负债达170多亿美元，裁员达30%，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三星集团果断调整发展战略，从大规模OEM制造业务及时转向以电子、金融及服务业为其核心业务，经营核心转向以自有品牌、数字技术为主，最终获得重生，成长为引导信息时代的“数字企业”。
二是要不断提高主业的竞争能力。主业是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业务，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和企业生存的基础。世界500强的发展，其主业都很清晰，并且大多集中在有限的几个主业，采用专业化的战略参与市场竞争。当然，在强调企业要突出主业并不断提高主业竞争能力的同时，并不排斥适度多元化。对大企业来说，适度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分散经营风险等。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会遇到是突出主业还是多元化的战略选择问题。作为企业的立身之本，大企业应集中有限资源做优做强做大现有的主业，不断巩固和提高主业的竞争优势。对认准的主业要锲而不舍，不要轻易放弃。在集中资源发展主业的基础之上，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一些与主业及其核心能力联系密切的业务作为新的发展板块，通过不同业务之间共享已有的技术、品牌、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等资源，依托现有主业形成的优势地位和核心能力，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尽快建立起新业务的竞争优势。世界上许多优秀企业在选择业务经营领域时，基本上都是在确立了主业的竞争优势之后，以原有主业为基础开始选择多元化战略，进入相关多元的业务领域。美国苹果公司在成长过程中，就是利用苹果电脑作为共同的“中枢系统”，开发出一系列关联性高的产品，都取得了成功。从我国的情况看，一些企业为了迅速扩大规模或为了谋取高额利润，热衷于多元化战略，盲目进入一些本身并不熟悉或没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领域，并且多元业务之间缺乏关联性，结果大多并不成功，甚至因此深陷困境。对已经进入多元业务并且处境较为困难的企业，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要主动剥离不具竞争力的业务，主动剥离与主业无关的业务板块，把有限资源集中于最有竞争力的业务，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主业的竞争力。
三是要慎重实施兼并收购。企业规模是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要做大，一般会面临是依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还是兼并收购的战略选择问题。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兼并收购是一把双刃剑，成功的兼并收购有利于企业壮大实力，不成功的兼并收购则会成为企业的沉重包袱，甚至会拖垮企业。大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时，一定要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考虑到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和整合能力。近几年，我国不少大企业发展较快，积累了相当的实力，也增强了做大的信心，同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给许多企业提供了兼并收购的良机，企业既要抓住机遇，充分用好机遇，利用兼并收购成本较低的有利时机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保持清醒，切不可脱离企业的能力为一味扩张而兼并，为单纯做大而收购，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对策之二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政府监管严重缺位，大企业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存在制度缺陷等。大企业应从中吸取教训，加快形成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健全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和核心。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实质，从微观层面分析也可以说是一场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危机。大企业应从中吸取教训，加快形成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一是要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际经验表明，到目前为止，公司制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大型企业普遍采用公司制的形式。适合建立股份制的企业则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符合条件的到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分析世界500强的企业，基本都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上市公司。世界级大企业之所以大多采用股份制的资本组织形式，是因为股份制有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企业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有利于把分散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迅速扩大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规模；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营效率；有利于企业资本的流转，在更大范围进入资本回报更高的行业和领域。
二是要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用以处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安排，是公司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做到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我国大企业应分析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借鉴国外企业的普遍做法，积极引入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制度，优化董事会结构，充分发挥外部董事、独立董事的作用，规范董事会运作，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和内部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要不断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仅仅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事实说明，再好的企业制度安排，如果缺乏政府的有效监管，都会导致制度失效。总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时刻不能放松，并且要形成有效的政府监管体制；另一方面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提高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http://finance.ce.cn/macro/08macro/jjjj/gz/200902/13/t20090213_14214436_3.shtml自己去看吧，那里面全是你找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