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了幅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
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
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拓展资料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因为从东汉开始，单字（姓+单字名）为尊，双字为贱。名人很少会起双字名。部分名字为三字的一般均为复姓，如诸葛亮（姓诸葛，名亮）、司马懿（姓司马，名懿）等等。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会发现，三国中帝王将相取的名字几乎都是单名。例如：曹操、刘备、孙权、周瑜、关羽、张飞、赵云等等都是单名，姓和名一共就两个字。也有三个字的人名，比如诸葛亮、司马懿等等，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姓是两个字的，而名也只有一个字。
再往前追溯，刘秀以来的东汉诸位皇帝姓名也都是两个字；往后看，三国统一后的西晋帝王也都是取的单名。不仅是帝王，这段时期，能载入史册的所有人名也几乎都是单名。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东晋。“王羲之”等一批“某某之”式样的人名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单名的限制。南朝开始之后，君主的名字中也终于出现了二名，各种形式的二名终于见于史书。
也就是说从东汉到东晋，单名风潮一共持续了三四百年，可谓空前绝后。
这个事还得从孔子著《春秋》讲起。
孔子
孔子在删定《春秋》时，经常把两个字的名改成单名。比如说有个人叫仲孙何忌（仲孙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里改称为仲孙忌。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因为孔子总是喜欢微言大义，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就有人来解读孔子的意图，这些人被称作经学家。有个战国时期的经学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写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春秋》。
公羊高认为孔子把二名改成单名的举动，背后也是有微言大义的，因为二名是“非礼”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独尊的“儒术”，正是公羊高的公羊学说。这样一来，“二名非礼”的观念便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但是起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汉昭帝刘弗陵就是二名，汉宣帝之前的名字刘病已也是二名。在上层社会，二名还是能和单名分庭抗礼的。
然而，出现了一个改变局势的重量级人物———王莽。
王莽是一个疯狂的复古爱好者，平时不仅喜欢搞井田制，还喜欢折腾名号。儒家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王莽于是把西汉的官名按照周礼全部改了一遍，全国的地名也不能幸免。至于全国那么多人名，当然不能亲自动手起、动手改，但贵为皇帝的他可以为起名设定规则。很明显，王莽也信奉公羊学家的主张，认定二名是非礼的。在王莽的严令下，全国掀起了一波改名浪潮，甚至连匈奴单于都把二名改成了单名。就这样，在王莽的强力推动下，“二名非礼”的观念从学界的主流观点升级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
王莽覆灭之后，新兴的东汉政权致力于消除王莽的影响，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和地名，但唯独“二名非礼”的观念无法消除。看来，比起行政政令与法律文书，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更具持久性。所以东汉魏晋的帝王将相，起的都是单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土的简牍资料和墓葬碑刻来看，在身份低微的阶层中，单名和二名是长期并存的。政府登记的户籍中记录的往往是单名，民间自己使用的却往往是二名。文化水平欠发达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不怎么理会“二名非礼”这个概念，在报户口时把二名改成单名，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府的要求。但是史书都是为帝王将相书写的，所以这些二名便不见于正史记载。
被单名支配的全国上层阶级的人名到了东晋时期迎来了破局。南渡以后，一种新兴的宗教在各个阶层中大为流行。这个宗教的名字叫做天师道，日常活动就是服用五石散。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信徒的名字后面要附加一个“之”，有点类似佛教僧侣总要以“释”为姓。所以我们看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名字都带了一个“之”，也毫不避讳。这种“之”其实是一种虚字，用来表示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单名的点缀，没有实际意义。但除了“之”这个后缀的使用外，全国的权贵们依然顽强坚持着单名的传统。
到了晋宋之际，东晋的各个门阀世家在权力斗争和战争中纷纷走向衰败灭亡，原来的寒门走向了历史前台，而二名“非礼”的学说也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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