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民之友》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锋和刻薄的语言抨击时政，很快就成为巴黎最著名的报纸；但这也使马拉在1789—1792年间屡受当局的追究和迫害，致使《人民之友》的出版多次被迫中断。直到1792年9月．马拉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后，报纸才得以连续出版。到1793年7月13日马拉遇刺前后一共出版了900多期。《人民之友》从一开始就以一份激烈论战的报纸、革命派的一个宣传工具的身份登上大革命的政治舞台。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众多的职业革命家的重要代表，作为报纸的编辑人，他将报纸与自己视为同一。1789年10月16日以后，《人民之友》刊登的文章均署名为马拉——“人民之友”，这是马拉为自己的革命活动自我锻造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马拉自称职业革命家应该具有三种身份：揭发者、教师和革命积极分子；他给他的报纸也指定了三重功能：揭发反革命、教育人民以培养公民和革命者、推动人民进行革命。《人民之友》的内容正好符合这三个功能。马拉在《人民之友》第13期中表明了自己作为新闻记者的一个明确的目的：与国家的敌人进行战斗，我将毫不留情地攻击骗子，我揭穿虚伪，揭发叛徒，我将在公共事务中排斥那些通过假热情、软弱和愚蠢、无能服务于祖国而投机贪婪的人，祖国决不能对可疑的人有任何信任。无论我的笔多么严厉，它只令邪恶和歹徒生畏，它尊重事实的真相。在1791年写给卡米尔·德木兰的信中，马拉强调了《人民之友》、同时也是他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注定要培养公民的权利，启发他们享受权利的欲望，鼓舞他们保卫自己的权利，大胆地为权利复仇；它注定要使他们学会只服从公正和明智的法律，反抗不公正的和专横的法律；它注定要使军队学会识别军官们的背信弃义的意图，蔑视专横的命令，在命令他们屠杀公民的时候放下武器．对他们的威胁报以冷笑}它注定要砸碎专制主义的一切力量，直到权力建立在公正之上；把可悲的牺牲品从压迫中解救出来，直到自由胜利凯旋。这就是我一直将从事的活动，我敢相信我没有浪费时间。、
《人民之友》刊载的文章通常都相当长，都是用研究的风格写成的对政治或社会的分析。在每一期《人民之友》中，马拉都插入了许多“读者的来信或通信，这些信件被研究者们视为大革命期间流传下来的最奇特的文献资料之一。这些信件在《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使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马拉的加工润色，与那些署名的信件一起和《人民之友》结合为一个整体。《人民之友》提供的新闻主要涉及到议会的审议情况和日常问题，特别是巴黎的食品供应问题。这两个内容的并列是《人民之友》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们是马拉的革命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都具有教育人民和使人民提高警惕的功能。《人民之友》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报道民众生活的苦难，提出维护人民利益的各项主张，起到了“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他认为：“哪里是那些没有任何财产，不能追求任何职位，不能从社会契约中获取任何利益的人的祖国他们到处被判处苦役，他们不是处于主子的枷锁之下，就是处于他们的同胞的镣铐之中；无论什么样的革命来临。奴隶身份、贫困、被压迫是他们永恒的命运。那么，他们可能对只是加强了他们的苦难。给他们戴上锁链的国家欠下什么呢?他们只欠下了仇恨和诅咒。”同时，马拉对政府抱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悲观主义的恐惧，无论是作为自由的新闻记者还是在当选为议员之后，马拉都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他永远也不会满意大革命已经取得的成就，几乎每一期《人民之友》都刊载了抨击时政的文章，指责法律创设的目标与法律引起的具体后果之间的差距。他反复告诫人民，议会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寡头政治的利益，证据就是下层民众悲惨的实际处境。他攻击议会宣布了辉煌的原则，却没有关心它的具体实施。从制宪议会剥夺消极公民的选举权、立法议会与国王的拉拉扯扯，到1793年6月2日超义清洗吉伦特派之前的国民公会对革命的消极态度，都曾受到他猛烈的抨击。在抨击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马拉也频繁揭发革命阵营内部的“国家的敌人”。他对议会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的革命家几乎都抱有深切的不信任，怀疑他们的言行动机，一直认为“由民族挑选出来的首脑们，几乎总是只打算为民族锻造锁链”，认为“清洗议会是拯救国家的一方式”。《人民之友》曾攻击内克拉波和拉法耶特，也抨击试图停止革命步伐的人们。尤其是在1793年春季反对吉伦特派的斗争中，马拉通过对共和国痛苦、紧张的内部形势和灾难性的外部形势的分析，指责吉经特派的发动战争却无法使战争获胜，指责它所推行的“兼并”政策，指责它听任通货膨胀，将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他对反对革命无止境地激进的人们的责骂，甚至比谴责旧制度的拥护者更为尖刻。直到驱逐了吉伦特派后，马拉才真正与由山岳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联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