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济长期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使用“国际元”计算出：公元1000年前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都长期停滞在450国际元及以下水平。
这被称为“低增长之谜”，或叫千年停滞。
图：400年-1998年西欧与中国人均GDP比较，来源：麦迪森【1】
这段历史时期，经济波动来自数量型增长或衰落，主要是人口数量的增减。
在纪元第一个千年里，世界人口只增加了六分之一，世界人均收入还有所下降。公元33-258年罗马、埃及的人均寿命只有24岁，每1000个婴儿就有329个夭折。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人均寿命还停留在24岁。
这时，人类反复掉入“马尔萨斯陷阱”：当社会稳定、农业丰收时，人口快速增加；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出现饥荒、瘟疫及战乱，进而人口数量下降；瘟疫过后，战乱平息后，人口又开始增长。如此，反复循环。
图：西欧人口变化的两千年比较，来源：麦迪森【1】
直到地理大发现，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才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彻底告别“千年停滞”。
地理大发现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西欧人均GDP才有所增长。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欧人均GDP呈直线上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均GDP直线拉升。
从千年停滞到急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跨越。人类的经济增长从原来的数量型增长，转向技术驱动的效率型增长。马尔萨斯陷阱的核心是存量厮杀、零和博弈，而效率型增长为人类带来经济增量与正循环。
不过，在18世纪，当时的经济学家都对财富突然暴增感到困惑。毕竟千年以来，经济停滞是正常的，增长反而是反常现象。虽然工业革命就在身边爆发，英国经济学家也极少意识到技术这一底层的推动力。
在重商主义时代，约翰·海尔斯视金银为财富；托马斯·孟认为贸易盈余带来财富，将经济增长归结为贸易增加。后来，休谟、斯密将孟的贸易经济发展到了商品经济，关注生产、劳动与分工，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将经济增长归结为市场交换。
工业革命之后，西欧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死亡率逐渐下降，出生率增加，人均寿命持续延长。这时，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量，容易掩盖技术创新驱动的效率型增长。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因忽视技术而陷入误区。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指出这一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意识到，欧洲大陆粮食增加及人均寿命延长来自农业技术创新。
作为古典主义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也意识到技术革命的发生。他将工业制成品成本及价格下降归因于“过去七八十年的机器发明”。
穆勒认为，“对抗农业劳动报酬递减规律作用”在于发明与创新，包括改进劳动力所受的教育，改良税收和土地使用权制度，以及对“富裕的有闲阶级”进行“更加可靠的指导”。
不过，穆勒与当时的经济学家一样将技术视为一种不可控的外生变量。他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口及资本的增加，而不是技术进步。
如此，穆勒与技术增长理论擦肩而过。经济学家熊彼特批评道：穆勒没有真正把握身边真正发生的、多方面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革命。
在经济学历史上，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经历了极为漫长的过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发现“索洛残余”、舒尔茨发现人力资本后，罗默、卢卡斯等一批青年才俊才洞悉其真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难以将其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因子。
从千年停滞到急速增长，根本上就是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变迁。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了科学思维，掌握了技术创新及制度建设的路径。
这一切的变化来自人的大脑的变化，这一切都是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哈耶克等学者主张主观价值论，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创造了这个世界。
但是，人类的主观创造（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不破解，人类将一直生活在技术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触摸到了本质，他透过市场分工发现，增长来自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及利用（《和谐经济论》，巴斯夏）。熊彼特则综合奥派和新古典的思想，第一次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结合，创造了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又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这一过程的动力，熊彼特称之为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2】
图：1800年-2009年世界经济增速，来源：麦迪森【1】
若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的曲线放大，熊彼特的商业周期即可呈现：繁荣、衰退、萧条、复苏。
这是一条技术革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轨迹。从近代开始，人类一共爆发了三次典型意义的“工业革命”，分别是1760年爆发于英国的第一工业革命、1860年爆发于西方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70年爆发于美国的新材料、生物技术及信息技术革命。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揭示，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为55年，即当一重大的新技术引入55年后，经济增长率会逐渐递减直至恢复到之前的低水平。【3】
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大约是100年，若重大技术红利维持时间为55年，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之后，我们先经历55年的中高增长，然后面临45年左右的低增长状态，直到下一次重大创新的到来。
所以，技术创新浪潮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波浪形态。人类经济是在技术浪潮之上递增（边际曲线右移），在技术浪潮之下递减（边际曲线向右下倾斜）。
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原理是：改变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条件，技术革新将边际递减曲线右移，将经济增长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进而继续递减），实现规模经济递增。
熊彼特指出，每个长周期包括六个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其中，短周期约为40个月，中周期约为9-10年。
其中，基钦周期为短周期（40个月），受心理驱动以及粮食周期影响；朱格拉周期是中周期（9-10年)，库兹涅茨周期是中长周期（15-25年），主要受投资及地产的驱动。
熊彼特周期、康波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都是长周期（50年左右），都是基于技术冲击波，符合技术冲击理论。
结合熊彼特周期和康波周期，我们将近代经济增长划分为以下几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从1787年到1842年（55年），以蒸汽机的使用、纺纱机的发明及使用和纺织工业为标志；
第二个周期：从1842年到1896年（54年），以钢铁技术及铁路运输工业为标志；
第三个周期：从1896年到1946年（50年），以电力、内燃机、石化技术的应用以及汽车工业为标志；
第四个周期：从1946年到2008年（62年），以航空航天、核能、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及信息产业为标志。
这个周期比较长，严格上算是两个周期叠加。二战后，军用技术民用化，航空航天、核能等技术应用，推动了战后经济持续景气。
参考文献
【1】世界经济千年史，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
【2】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商务印书馆；
【3】经济增长理论史，罗斯托，浙江大学出版社；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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