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从元谋人、蓝田人到北京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最早祖先的演化过程。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还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
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北方 、中原 、南方3种不同的系统特征。在华夏、夷、三苗等族开发黄河流域、东部沿海一带和长江流域的同时或稍后，氐、羌、戎诸族开发西北和西部地区，濮、越等族开发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狄 、匈奴等族开发北部草原地区，肃慎、东胡等族开发东北地区。
随着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为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结束了从西周到战国800年的诸侯割据 ，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的两千多年来，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汉族因在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所以他们所建立的中央王朝也最多。
这些王朝都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也在部分地区以至全国范围内建立过政权，各民族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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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3-12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913354.html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913354.html
第2个回答 2009-03-12
5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陕西省汉中市，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救灾人员时，专门来到金山寺村一个简易防震棚，看望正在老师辅导下复习功课的孩子们。胡锦涛首先向灾区的小朋友们表示节日的祝福，同时向全国的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节日的问候。
胡锦涛鼓励孩子们：“在这次地震当中，同学们都表现得很勇敢，很坚强，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灾区的希望，祖国的未来！相信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一定会继续做到自强不息，奋发努力，向党，向祖国，向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胡锦涛还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十六个大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写完，胡锦涛领着孩子们一起大声朗诵。虽然是简单的十六个字，却意味深长。体现了中华民族抗震救灾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历次困难面前没有倒下的原因！
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患难相恤，邻里相帮，同舟共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所在，是炎黄子孙永远挺立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写照。灾害当前，未受灾地区和受灾较轻地区更应多帮把手，多出把力，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是要动员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援灾区。抗震救灾，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相助。各行各业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伸出援手，各位公民也应尽己所能献爱心、送温暖，大家携起手来，为受灾群众解困，为国家分忧。
在灾区救灾的党政军民，为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做出了榜样，影响了全国人民。在全国人民中，唤起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同舟共济的传统人际伦理精神，唤醒了恻隐同情的人性自觉，激发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急行动起来，奋起抗震救灾。他们捐款、献血都排成了长队，义务向灾区送水、送粮、运送伤员的私人车队绵延不绝；数以十万计的志愿者奔赴灾区，与灾区军民并肩战斗；各地医务人员和各类专家带着仪器对地面卫生、饮用水源、河流、水库进行监控，防止次生灾害发生，保护灾区人民；香港、澳门、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华人团体也伸出援助之手，捐钱捐物送往灾区，充分表现了“血浓于水”的骨肉情谊。这个时候，整个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团结奋斗，众志成城，顽强拼搏，坚如磐石。所以，外国人看到中国民众万众一心，全力抗灾的情况，也惊讶地感叹：中国人原来是这样！他们感叹地说：“中国人就像万里长城一样，屹立千年万代，风雨吹不倒。”事实上，这个“长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它巍然矗立，绵延不绝。
真正感人的还是抗震一线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武警战士、军人、医疗队、消防抢险队、他们日夜不停，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救出一个又一个生还者；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夜坚守在一个又一个救人现场，走遍了整个地震灾区，救援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救援的物资在源源不断的运往灾区，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为着四川灾区的人们努力着。大家都相信天灾无情人有情，只要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没有任何东西能压下巨龙的头颅，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巨龙的脚步！
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们人民克服困难度过难关的成功经验。艰苦奋斗是历代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和人亡政息的沉痛教训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称于世。古人早就讲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这些名言警句对我们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警示、启示作用。
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强调得最多的也是艰苦奋斗问题。他多次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可以说，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没有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党今天的局面。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千千万万革命先辈和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忘我奋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惜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我们党坚持艰苦奋斗的壮丽篇章。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用生命培育的奋斗精神，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灾区人民承受着地震带来的巨大痛苦，但他们也表现出了忍耐、沉着、无私、勇敢的精神。在生死关头，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英雄的教师、母亲和孩子，他们有求生的勇气和意志，更有着崇高的人格和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他们徒手挖出自己的亲人，也努力救助陌不相识的人，许多人从废墟中逃生后立即投入到救灾工作中，配合救援人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给外地游客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以热情的帮助。从灾区人民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
在这次地震灾难的考验面前，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而人性的光辉更是足以照亮整个黑夜。相信看过直播的人，没有几个不被深深打动，并萌生出做一点什么的渴望，而涓涓细流，更是很快汇成大海，彰显出国人的斗志和胸怀的广阔。不仅如此，在整个抗灾过程中，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现代公民意识尤其令世界震撼和敬重。无论是冲锋在前的子弟兵，还是失去亲人却忍着悲痛、带着“大爱”救治更多“亲人”的男男女女，无论是灾难中鼓励着同伴继续坚持下去的可爱的孩子们，还是顶着烈日募捐的大爷大妈……都使得世人看到了国人的爱心、真情、自信和团结。
5月19日，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公布了“5·12抗震救援大型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有99.67%的受访者认为抗震救援工作加强了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地球的一次战栗，带给生者无尽劫波，也升华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之所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一是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以人为本体恤民情。二是来自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有效的抗灾举措。三是来自人民军队危难时刻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四是来自白衣天使对群众的细心呵护全力救治。五是来自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奉献爱心。
胡锦涛鼓励孩子们：“在这次地震当中，同学们都表现得很勇敢，很坚强，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灾区的希望，祖国的未来！相信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一定会继续做到自强不息，奋发努力，向党，向祖国，向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胡锦涛还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十六个大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写完，胡锦涛领着孩子们一起大声朗诵。虽然是简单的十六个字，却意味深长。体现了中华民族抗震救灾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历次困难面前没有倒下的原因！
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患难相恤，邻里相帮，同舟共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所在，是炎黄子孙永远挺立的根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写照。灾害当前，未受灾地区和受灾较轻地区更应多帮把手，多出把力，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是要动员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援灾区。抗震救灾，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相助。各行各业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伸出援手，各位公民也应尽己所能献爱心、送温暖，大家携起手来，为受灾群众解困，为国家分忧。
在灾区救灾的党政军民，为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做出了榜样，影响了全国人民。在全国人民中，唤起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同舟共济的传统人际伦理精神，唤醒了恻隐同情的人性自觉，激发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急行动起来，奋起抗震救灾。他们捐款、献血都排成了长队，义务向灾区送水、送粮、运送伤员的私人车队绵延不绝；数以十万计的志愿者奔赴灾区，与灾区军民并肩战斗；各地医务人员和各类专家带着仪器对地面卫生、饮用水源、河流、水库进行监控，防止次生灾害发生，保护灾区人民；香港、澳门、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华人团体也伸出援助之手，捐钱捐物送往灾区，充分表现了“血浓于水”的骨肉情谊。这个时候，整个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团结奋斗，众志成城，顽强拼搏，坚如磐石。所以，外国人看到中国民众万众一心，全力抗灾的情况，也惊讶地感叹：中国人原来是这样！他们感叹地说：“中国人就像万里长城一样，屹立千年万代，风雨吹不倒。”事实上，这个“长城”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它巍然矗立，绵延不绝。
真正感人的还是抗震一线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武警战士、军人、医疗队、消防抢险队、他们日夜不停，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救出一个又一个生还者；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夜坚守在一个又一个救人现场，走遍了整个地震灾区，救援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救援的物资在源源不断的运往灾区，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为着四川灾区的人们努力着。大家都相信天灾无情人有情，只要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没有任何东西能压下巨龙的头颅，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巨龙的脚步！
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们人民克服困难度过难关的成功经验。艰苦奋斗是历代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和人亡政息的沉痛教训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称于世。古人早就讲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这些名言警句对我们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警示、启示作用。
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强调得最多的也是艰苦奋斗问题。他多次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可以说，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没有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党今天的局面。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千千万万革命先辈和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忘我奋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惜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我们党坚持艰苦奋斗的壮丽篇章。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用生命培育的奋斗精神，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灾区人民承受着地震带来的巨大痛苦，但他们也表现出了忍耐、沉着、无私、勇敢的精神。在生死关头，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英雄的教师、母亲和孩子，他们有求生的勇气和意志，更有着崇高的人格和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他们徒手挖出自己的亲人，也努力救助陌不相识的人，许多人从废墟中逃生后立即投入到救灾工作中，配合救援人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给外地游客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以热情的帮助。从灾区人民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
在这次地震灾难的考验面前，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而人性的光辉更是足以照亮整个黑夜。相信看过直播的人，没有几个不被深深打动，并萌生出做一点什么的渴望，而涓涓细流，更是很快汇成大海，彰显出国人的斗志和胸怀的广阔。不仅如此，在整个抗灾过程中，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现代公民意识尤其令世界震撼和敬重。无论是冲锋在前的子弟兵，还是失去亲人却忍着悲痛、带着“大爱”救治更多“亲人”的男男女女，无论是灾难中鼓励着同伴继续坚持下去的可爱的孩子们，还是顶着烈日募捐的大爷大妈……都使得世人看到了国人的爱心、真情、自信和团结。
5月19日，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公布了“5·12抗震救援大型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有99.67%的受访者认为抗震救援工作加强了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地球的一次战栗，带给生者无尽劫波，也升华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之所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一是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以人为本体恤民情。二是来自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有效的抗灾举措。三是来自人民军队危难时刻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四是来自白衣天使对群众的细心呵护全力救治。五是来自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奉献爱心。
第3个回答 2023-05-10
1. 秦朝统一之前的战乱：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互争霸，战争不断，百姓受到了巨大的磨难。2. 火并崩塌的长城：长城历经千百年，多次遭受外敌的攻击和内部的破坏，受到了严重破坏。3. 外族侵略：历史上，外族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如蒙古入侵、清朝入关等。4. 民族灾难：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受到了千年未遇的天灾人祸，如饥荒、洪水和战乱，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和流离失所。5. 经济落后：在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总体水平较低，大部分人口生活贫困，缺乏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6. 日本侵略：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的侵略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困苦，许多人被杀害或强制劳动。7. 内战岁月：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人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压力，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得以结束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