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文学革命，是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起的。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 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还提出“言文合一”，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两篇文章成了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文学革命主张立即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表示“绝对赞同”，并把那些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他还以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文学革命提供了证据。
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历史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是文学思想的变革，但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意识形态变革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五四文学革命与意识形态变革密不可分，而且着重于意识形态的转换。文学革命是为了救国兴民，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层思想动力。
这样，文学思想的变革就必然主要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而难以深入到学术层面。尽管胡适等《新青年》同人约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输入学理与文化建设，但政治这个“集体无意识”仍然左右着他们。
五四文学革命学术讨论远远少于意识形态的争论，陈独秀的“三大主义”着眼点还是意识形态。这个着眼点一方面使文学思想的论争充满火药味，同时也使学术建设被忽视。
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多于建设，或者以输入外来文学思想代替学术建设，结果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框架。
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遭到无理拒绝。“巴黎和会”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