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主题

关于白居易的长恨歌 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诗的主题是“长恨”。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杨贵妃死后唐玄宗的相思之苦,诗人并未直接描写,而是抓住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来抒发婉转凄凉的相思之情。从“君臣相顾尽沾衣”至“魂魄不曾来人梦”:写唐明皇在时局稳定后从蜀地回京城,路经马嵬坡勾引伤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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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

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

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

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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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4
主题是“长恨”。

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 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六军不发无奈何” 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 “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这是故事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临邛道士鸿都客” 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渺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 “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 令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为此,丁、方二人认为,《长恨歌》并不是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 从“诗言志”,“诗传情”上说,丁、方二人之说不无道理。但就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以及千百年来的影响而言,不能不说它是历史的记录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至于白氏自身有爱情悲剧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体察和分析,才使其诗写得肌理细腻,情真意切,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10-21
(1)讽喻说就是只把唐玄宗当作皇帝写认为此诗是借李、杨之情事,讽刺李隆基贪色误国,以致引发“安史之乱”告诫最高统治者应引以为戒,免蹈覆辙至于诗歌后半部分对绵绵长恨的描绘,也不是对李、杨表示同情,更不是歌颂,而是通过李隆基晚年失去一切的狼狈景象,隐晦而曲折地讽刺他荒淫误国而终于苦果自尝说明作为一个皇帝,爱美人首先要爱江山,失去江山,美人也会失去爱美人更要爱江山
(2)爱情说把唐玄宗当作凡人写(白居易说过这是人间罕事)认为此诗的前半部分中,对李、杨荒淫无度、废弃国事诚然有所讽刺和不满,但这不是主旨全诗以大部分篇幅描写了两人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论者还认为,诗中所写的李、杨爱情,实际上已超越了历史事实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通过这一爱情悲剧,歌颂了人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反映出人们对美满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尽管李、杨身为帝王贵妃,但他们的这种爱情与人民的生活、与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
(3)双重主题说是皇帝也是普通人认为这首诗一方面对李、杨荒淫无度招致祸乱作了明显讽刺,另一方面对两人的爱情悲剧及彼此间的诚焉相思赋予了深切同情,而且更偏重于后者整首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两重性,贯穿着李、杨身兼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与承担者之间的冲突冲突的体现者主要是两个人物本身,而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人物的长恨

我觉得第三个更好一些
第3个回答  2011-12-22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妃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己、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第4个回答  2011-12-26
前一半着力批判唐玄宗重色误国,后一半写二人死别后绵长相思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