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12-04
在北京读书时，去儿艺看孟京辉的《坏话一条街》，忘了当时是98年还是99年了，也不是很熟孟京辉，只是有这样一个学生专场机会，就去看了，看了之后，非常喜欢，记得当时还写了一篇评论来着，将它跟我当时非常喜欢的《生死场》进行比较，当然，主要是喜欢里面的台词，喜欢里面的民谣。然后一直在寻找碟片。中间似乎看到过文字剧本，但总在怀念剧场。
小潘同学知道我喜欢孟京辉，前些日子竟然帮我找到了他的一个集子，里面收了这个，还有其他许多，可能除了《琥珀》和《艳遇》，这个就是最全的版本了。感谢伟大的潘，super潘。
那次趁着酒醒，打开再看，已经10年过去了，还是看得我一个人哈哈大笑，其中笑得最多的，可能是那个精神病说的关于长城的一段，笑点很多，特别是那句“人民是不怕麻烦的”，让我乐坏了。
这个剧里，有一条老街叫槐花街，街上住着一个卖报纸坐电话亭的大爷，还有一个一人占着几个房子的老太婆，这条街上的人，都是民谣高手，也就是“说坏话”高手，人与人之间的吵架调情挤兑揭短都是通过说俏皮话、谚语、民谣等进行，而这位大爷是高手中的高手，“光带王八的就能说上1000种”，“耍贫嘴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有一天，这条街上来了三个人，一个是专门拿着望远镜到槐花街看槐花的（男），一个是专门拿着录音机到“坏花街”听“坏话”的（女），还有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患了所谓福尔摩斯综合症，成天跟踪别人，希望能够破案。
其实，说到整个戏的内核，导演似乎并没有多么清晰的思考，是比较含混的一团，这个戏好就好在台词上，观众的乐趣也在这里。更多的，似乎并没有给出。
其实，说到这里，我是想说说孟京辉和赖声川的区别。这两个人都是我现在最喜欢话剧导演，孟京辉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恋爱的犀牛》是我最喜欢的两部，而赖声川的喜欢的则很多，简直不胜枚举。不过，他的《意外死亡！（非常意思）》与孟京辉的《意外死亡》实际上都是达理奥·弗的名剧的落地版。这两个戏，我都看过不下三遍，真的是各有千秋。但说到“更”，我可能还是要选择赖声川。
从我很长时间的感觉，我觉得孟京辉的剧，长处在于台词，表演，他的《意外死亡》里，充满了戏仿、反讽，将原作肢解得相当厉害，并且不断用合唱团、旁白将戏的进程打断，这些，都是他的戏最常用的手法，而与之相比，赖的《意外死亡》可以说更忠实于原作，喜剧的手法，可能更趋传统（有点像《钦差大臣》的加强版），不过，两个导演的戏的内核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还是有一个高下的。
其实，这两个人的戏，内核都是相当含混的，都不能一言两语说清楚他想说的什么，它是一个“含混的意义集团”，就像天文学里所说的“云团”的概念。这是我所理解的最好的戏剧，或者说最好的艺术的共有的东西。这个意义集团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很多东西解读出来都会带着深刻的标签。不过，在这一点上，孟京辉的功力还不如赖声川深，他的“意义团”总还是要显得单薄一点，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刻画上，还是少了一点纵横，而赖声川，则是不断地在加强着，无论在对人性（这个词我很不喜欢用）还是对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社会的刻画上，都更深刻一些。比如孟京辉的《意外死亡》，最后大张旗鼓的强调的是陈建斌大声疾呼的“都是别人”，而赖声川的刀子所刺向的东西，则不像这么虚无，而是更多实在的东西，同时，这实在又指示了一种理想的可能性。
简单一点说，在思想性上（这个词我也很不喜欢用），赖声川强于孟京辉。
我思考两个人的戏剧生涯，也似乎理解到了这种区别的形成的原因。
第2个回答 2011-12-05
昨天去大剧院的小剧场观看了话剧《坏话一条街》,说实话这还是长这么大头一次看话剧,整体来讲和我头脑的印象反差不大。
这个故事以一个女孩子为了拿到博士学位来到槐花村收集民谣,同时也有一位男孩子来到槐花村看槐花。他们抱有不同的目的来到这个村子,在寻求自己目标时在村中的体验和个人情感的变迁。
二个本来青梅竹马二小无猜现已古稀的老人,因不能走到一起或是因为之前的一者的被叛相互诋毁,互相捏造事实,颇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势头。却不能相互送以慰藉,共同体验夕阳之美。
老头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媳妇,难以被社会接受,同乡们不同情儿媳妇还是肆意挑斗,恶言相向,让弱者丧失尊严。难道我们就不能给出些爱吗?
老太太的老伴因为被迫害在侧房自杀了,老太太的房产较多就引来邻居的嫉妒和谣言中伤,一个孤寡的老人没有天天在风言风语中度日。
这二名青年是不认识的,但是也被人谣传,每个普通的人在这里都如履簿冰。
精神病的加入却正是客观的存在,在老头面前对老太辟谣猫没有被吃,也很理解儿媳的苦衷。
槐花村没有槐花了,因为环境污染了,我们的心中也没有清香的槐花了,那些中伤人的语言并不次于环境的污染。
冷漠,我们现今生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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