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为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成员众多，社会作用巨大的中间阶层士的多少与社会地位高低，反映了各诸侯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着各诸侯国兴衰存亡的命运。一、士阶层崛起的原因1.社会变动促成士阶层的形成。春秋战国是一个征战频仍、竞争激烈的时期,各种力量此起彼落,社会处于奴隶制消亡和封建制初建的绞痛之中,是一个大量需要知识、智谋和急骤产生知识、智谋的年代,社会的变动促成了上层贵族和下层庶民的位移以及士的流动。一方面,随着世卿世禄制的逐渐解体,庶民百姓长期被压抑的才智有了充分施展的环境,潜在于民间的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是统治集团中贵族败落后的下移,出现了“降在皂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状况，没落贵族以知识或技能依附于人,求得温饱和发展,成为士人,在那个时期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因为士“为低级之贵族”,但又是“士、工、农、商”的四民之首,它恰巧处于贵族和平民两个集团上下过渡的交汇之口,贵族下降和庶民上升致使士的数量骤增,自然促成了这一阶层的勃兴。2.争士、养士、用士蔚然成风。春秋战国时期,在剧烈复杂的兼并战争中,各诸侯国、各集团都需要出谋划策的智能之人,以使自己能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立住脚跟并寻求发展,因此争士、养士、用士一时蔚然成风。发展的博大精深奠定了坚实深厚的根基。春秋战国时期是呼唤智慧也产生智慧之士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人物和著作是对历史辉煌作出的最好最有力的注释:士林中的代表人物如思想家
孔子、孟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军事家
孙武、孙膑；政治家如管仲、邹忌、商鞅;文学家如
屈原、宋玉等,如同灿烂的群星在华夏的天幕上放射出千年不息的智慧之光。二、士阶层的文化心态（品格）1、交换意识春秋战国时代,却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人们对于外在秩序的义务感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则是分自我地位的重视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士阶层的“交换意识”,正是这种普遍社会心理的集中反映。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侠士豫让,曾对其主子的政敌赵襄子说过这样的话:“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弃。”其实，在学生看来，这种交换意识也是士阶层地位上升、追求更高政治地位的表现之一。士阶层要求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要求得到相当的尊重，这是他们为统治者服务的前提。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其中，“知己”是大前提。2、责任感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常常用“道”来概括自己的历史责任,其具体内容,可以是远大社会理想,也可以是现实政治策略,可以是传统价直观念,也可以是新兴思想意识。总之,一旦视之为“道”,便成为崇高而神圣的目标,他们便会真减追求,勇敢捍卫,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无论学士们的著书立说,抑或策士们的纵横摔阖,无论隐士们的高蹈远遁,抑或侠士们的使性任气,莫不以“道”为原则,甚至在术士们和食客们的进退之际、.取舍之间,往往也有“道”存焉。在这个意义上,“道”(历史责任)已成为他们从事各项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3、人道精神人道精神是春秋战国时代学士们著书立说的重要主题,也是士阶层文化心态的组成部分。人道精神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最基本的则有两点:首先是反对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压榨。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当其门徒冉有为贵族季氏增加赋税、聚敛财富时,他怒呼道:“(冉有)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当士取得一定权力时,往往也对下层人民采取较为宽缓的政策,如冯灌为孟尝君收债于薛,他自作主张，讲债券当众烧掉。这样的做法,固然含有收买人心的意味,但在客观上确实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与那种竭泽而渔的压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其次,士阶层人道精神的另一个方面,则体现在对统治者之间野蛮战争的否定态度。战争的直接起因,多是由于统治者无止境的贪欲,从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和沉重灾难。对此,士阶层是深切关注和极其同情的。
《孟子》里有这样一句话：“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木容于死”。这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4、个体尊严基于士阶层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对应交换的关系,他们逐渐形成了独立不科的自我人格和坚定不屈的个体尊严。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又作了更具体的补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都表现出士阶层高变重视个体尊严的文化心态。如果说,孔孟所言还都是以理论形态出之,那么从颜回的“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庄子的“吾将曳尾于涂中”，则是各以不同的生活实践,将士阶层的自我人格和个体尊严,全面而生动地展示出来了。四、士阶层后世的影响士,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种政治角色。他们为有雄心有作为的君主王公或出谋划策,或设计献言,或率军赴阵,或出使游说,或犯颜谏诤,大批的智能之士活跃于社会舞台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人才价值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能否起用真正有价值的士人,甚至起着决定或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巨大作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士出现的本身,就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的巨大贡献。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尚操守,重然诺,抗强权,守气节,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高尚的人格情操和道德风范。他们大都有一种超越物外的理想追求,不注重物质财富的“寡欲”,不贪图名誉利禄的“戒满”,天下相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远离束缚的“曳尾于途中”,坚定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重义轻利、扶危济困、廉洁守法、克己奉公、洁身自爱、严格自律等美德,都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智慧中所蕴藏的精神操守和气节风骨,融化成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崇奉的道德准则